清华教授景军：传染病多源预警系统有利于政府准确、及时决策

看点：对于现代人来说，流行病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当新型传染病从多源头袭来，是否有多源头的预警途径，为预防和战胜传染病提供社会化的支持？

特约嘉宾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全球健康与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同时介绍，目前由我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已经开始招募志愿者，进入了临床一期实验，走在了世界最前列。

人类疾病历史

景军教授指出，人类疾病的发展包括以天花、肺结核、鼠疫等疾病为代表的传染病时代，以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为代表的慢性病时代，以及以阿兹海默症、帕金森综合症等疾病为代表的退化性疾病时代。

在对抗传统传染病上，人类已经研发了成熟的试剂，并有疫苗进行预防。因而传统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已经大大降低。比如艾滋病就因为防治手段非常有效，已经被作为传统传染病对待。景军教授表示，中国过去的定县模式、爱国卫生运动等，在防治传统传染病上积累了成功经验，但遗憾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医疗体系从预防为主改成治病为主，忽略了预防，这个今后需要调整。

新型传染病常见于发展中国家

相对于传统传染病，包括新冠病毒肺炎、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等疾病在内的新型传染病因为研发不足，对它们的认识不够，所以对人类构成巨大挑战。截至目前，世卫组织列出的十种潜在性大规模新型传染病，均在发展中国家爆发，这与发展中国家的饮食文化、食物来源复杂以及卫生环境落后，容易形成人畜共患有关。

新型传染病带来的危机

新型传染病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世卫组织根据其影响程度的不同，将之分为不同等级的危机。如果只是爆发疫情，并迅速得到处理，那么只是单事件危机。但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公众对医疗资源进行挤兑，造成医疗制度失效，那就带来了双事件危机。如果疫情继续不断升级，造成进一步的经济萧条，引发社会动乱等，就构成了多事件危机。

这次疫情在武汉地区发生时，医疗卫生系统一度失效，该地区产生了双事件危机。但中国这次调动全国力量支援武汉，这是我们抗疫中非常值得称道的。而意大利之所以这次被压垮，就是因为缺少欧盟国家的支援。目前疫情对全中国来讲是单事件危机。

从疾病预防到防疫准备

景军教授特别指出，最最重要的预防就是要有储备。比如日本有60所医院一直为爆发大地震做准备，因此在应对这次疫情时准备充分。

在应对步骤上包括防止体系瘫痪、保护感染者权益、保护全社会公民健康权、控制社会恐慌等。控制社会恐慌，很重要的是沟通能力。

需要建立多源头的预警系统

如何实现与公众的有效沟通，对疫情的初判非常关键。在传染病监测系统上，景军教授特别提醒，如果只是单一的预警信息来源不利于决策。而多源头的预警系统有利于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并降低社会进入多事件危机的可能性。一个多源头的预警系统应该包括医疗专业机构、大学、媒体、掌握大数据的公司等。它们的信息与疾控中心相互佐证，共同保障社会安全。

据景军教授介绍，加拿大的蓝点公司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各地政府公文等来做预警，并提前向其商业用户发出了有关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旅行预警。该公司这一行为是商业化的，目的是为其商业大客户提供服务。

清华大学的疾病预测智能化系统则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用商业医疗保险单进行预测，这次疫情中这一系统在甘肃省做了试点，帮助很大，甘肃省这次防疫做得很好。这说明一所研究性大学也可以做疫情监测。

哈佛大学的流感疫情追踪平台使用的是公共参与模式，志愿者通过手机APP主动报告自己与家人的流感情况，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出流感的流行地域、流行时间、患病率等信息，并公之于众。这个预警体系的意义在于呼唤公众共同建立健康社会。

这次疫情，不少国家均出现医护感染病例。景军教授表示美国使用医院内感染报告制度来控制医源性感染的做法值得参考。美国医院内最初感染机率高达5%。后来30个州用立法手段建立医源性感染公开报告制度，要求医院每月汇报感染情况，医院要设立流行病学医生，使医院成为疫情预警的第一线。景军教授表示，不是通过一个大夫报警，而是通过几百个大夫在系统内报警，来了解传染病的情况，那就能更好地判断是否出现疫情。

另外像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运用小数据来进行预警的作法也值得推广。

最后景军教授表示，病毒来源是多元的，影响的人群也是多元的，因此我们的传染病监测不应走独木桥。

本次公开课，景军教授还特别邀请两位重量级嘉宾连线现场。除张林琦教授外，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刘庭芳教授也应邀在线上互动。刘庭芳教授是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十位成员之一，他表示这次疫情给医改提出了新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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