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抗击传染病的合作并不是全球主义的幻想。过去已证明它非常有效。 当2002年末SARS袭击全球时，布什政府在中国的应对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主持下，亚特兰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出了40名专家-协助中国抗击非典。这项努力“结果非常成功”。SARS基本上被控制在亚洲。只有27名美国人被感染。没有人死亡。这些努力挽救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2009年爆发了一种新的H1N1病毒时，“美国和中国的卫生当局共享了信息和技术，以促进国家对H1N1的传播进行监测并开发疫苗。” 四年后，当H7N9病毒出现时，“ 中美疾控中心通过共享流行病学数据并进行联合研究在整个过程中进行了合作。” 当中国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疫苗时，他们迅速与美国同事分享了这种疫苗，后者在美国生产了一种疫苗。
在奥巴马担任第二任期时，美国和中国正在将这种公共卫生合作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2014年埃博拉疫情袭击西非时，美国和中国人员在塞拉利昂中国建造的实验室里一起工作，中国派遣许多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卫生专家，这些共同的努力再次挽救了生命。从2014年到2016年，西非有2.8万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远低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疫情爆发前所预测的140万人。2014年8月，有40％的美国人告诉民意测验人员，他们预计美国的埃博拉病毒将“大规模爆发”。最终，只有一个美国人死亡。奥巴马在2016年最后一次访华时，两国政府同意共同资助非洲联盟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总部，以使非洲大陆能够更好地抗击传染病。
特朗普政府现在正试图阻止与中国的合作。《华盛顿邮 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大幅缩减”奥巴马在埃博拉危机后发起的全球“防疫活动”。今年，就在冠状病毒爆发肆虐之际，特朗普提议将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资助削减一半。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立卫生研究院都减少了在中国的人员。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情绪是：“如果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就会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能力，这对美国不利，因为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
在与北京断绝公共卫生伙伴关系后，美国没有为大流行做好准备。现在，COVID-19席卷了整个美国，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合作仍然至关重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卫生安全中心主任汤姆·英格斯说：“很难低估中美关系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重要性。” 英格莱斯比说，由于中国已经控制了该病毒，“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中国在抗疫方面做了什么？我们不能也不应做他们在行动限制和强制行动方面所做的事情，但是了解我们可以模仿的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在意大利，中国医生正是这样做的。由于其庞大的生产能力不再需要专门针对自己的病人，因此中国也正在向欧洲发送大量防护设备。当COVID-19袭击美国时，政府令人毛骨悚然地取消了其中一些关税。但是，许多来自中国的重要医疗产品仍需缴纳关税。另外，即使是已暂停征收的关税也将重返市场，从而使美国成为一个不可靠的市场。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中国医疗供应商造成了不正当的诱因，使美国客户成为他们的最后选择。”美国医生和护士现在需要口罩，护目镜，手套，礼服和温度计。特朗普的关税已经使这些供应更难采购，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应该提高其生产重要医疗用品的能力。但是，使美国人保持健康不再依赖于中国产品和知识的艰难脱钩是危险的幻想。美国已经生产的许多药品都依赖中国原料。
COVID-19用野蛮的力量澄清了两个与特朗普的世界观直接相反的现实。首先，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加强全球合作通常比维护国家主权更好地保护了普通人的安全。美中关系中的某些因素确实是零和。当中国设防南中国海的岛屿时，它的区域力量就增强了。美国的失败了。暴露出的第二个现实是，
当今全球化世界中知识与力量之间的平衡已经改变。2003年SARS爆发时，美国是中国的家教。现在，美国的医生和科学家们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同行如何在武汉打败冠状病毒。如果说美国的工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民主武器库，那么越来越清楚的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中国的工厂将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武器库。这种转变将对任何美国总统构成打击。但这对以白人至上公开调情的总统尤其构成威胁。在美国最需要中国的那一刻，白宫成为反华偏执狂的喷泉并非偶然。这场灾难的教训不仅在于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同样，与以往相比，美国将没有能力决定开展合作的条件。特朗普越反抗中国，就会有更多的美国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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