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初年，隨著與唐高祖逐鹿中原的群雄紛紛敗於戰陣，天下逐漸歸於平靜，大唐也籠罩在一種相對穩定和喜悅的氣氛下。可這時，以太子建成及幼弟元吉為首的“太子黨”和李世民為首的“秦王黨”之間，早已將潛滋暗長的仇恨漸漸發展為你死我活的權力遊戲，於是血腥的奪位大戲就此上演。
面對著兄弟三人間的明爭暗鬥，作為父親的李淵並不聽之任之，他也在努力去彌補他們感情的裂痕，希望將他們日益尖銳的矛盾維持在一種平衡下，可“楊文幹事件”的發生，不僅使這條裂痕轟塌成一道巨大的鴻溝，更進一步激化了“兩黨”間的權力爭鬥，拉開了“血腥內鬥”的大幕。
“二子爭權”的戲碼輪番上演
可“楊文幹事件”總有一些不得不說的疑雲飄蕩在歷史的天空中，李建成是真的想要謀反嗎？整件事的背後推手究竟是誰？而這所有的謎團將等著我們一一去解開。
1.那些年太子的頻頻招數
當時間來到公元621年，這一年秦王戰勝了竇建德和王世充，四方群雄被一一覆滅，大唐境內大體底定，帝國的主要精力也由軍事作戰逐漸轉移到恢復社會秩序和國內政治建設上。也在這一年，唐高祖命李世民全權負責東部平原的軍政要務，並命他開府洛陽，這也將李世民的聲望和影響力提到了一個無可匹敵的地位。
就這樣擁有絕對實力的李世民組建了實力雄厚的隨從集團，並設立了自己的文學館，而這兩個聽命於他的文武集團，不僅給了李世民和大哥“掰手腕”的強大自信，更讓他繼登大寶的野心漸漸膨脹起來。
也正是從這時起，一場可怕的政治風暴，圍繞著帝國的最高權力全面展開，而這場風暴的製造者就是太子黨和秦王黨，就這樣兩大水火不容集團之間的政治較量愈演愈烈，已然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最初，太子的進攻策略頗有成效。為了能進一步削減秦王的實力，李建成首先利用自己的皇儲身份，想方設法地拆秦王的牆腳，將其謀士團和武將團的骨幹成員悉數調往各地，與此同時，李建成還招募了兩千多名長林兵，來增強東宮的軍事實力。
武德初年，李建成佔盡了先機
而隨著鬥爭的不斷加劇，雙方的主戰場也從朝堂之上轉移到了後宮之中。
為了能讓嬪妃們的“枕邊風”影響李淵的種種決定，以此來增加自己在李淵心中的地位和爭儲的籌碼，後宮的眾多嬪妃也成了雙方爭相拉攏的重點。
對於年輕的妃子來說，逐漸衰老的李淵已到了知命之年，按照古人的平均壽命，此時的李淵隨時都有可能龍馭上賓，所以為了保住自己好不容易得來的榮華富貴，或者說為了能在未來的儲君身上謀一個更好的將來，這場血雨腥風的權力爭鬥就脫不去她們的身影了。
就如《資治通鑑》記載：“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
可與太子的大張旗鼓相比，李世民就低調許多，他並沒有親自出面，而是讓自己的妻子長孫氏在後宮進行拉攏和彌補。
尹、張二人的讒言使得李世民“猜嫌益甚”
於是在太子、秦王兩黨的拉攏下，後宮妃子紛紛成了兩黨中人，可由於建成將高祖極為恩寵的張、尹二人拉入自己的陣營，要說最後還是太子黨佔了上風，所以有了這二人的支持，李建成的腰桿也硬了，開始故意製造事端，引發衝突，再加上張、尹二人
“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更將高祖推向建成的懷抱。都說“英雄難過美人關”，面對著愛妃的梨花帶雨和“枕邊風”，老謀深算的唐高祖也不能免俗，本就對秦王心懷防備的他，如今再加上後宮妃嬪的煽風點火，讓其對李世民從此“猜嫌益甚”，雖然賢良的長孫氏一直在“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盡力維護丈夫與高祖及後宮妃嬪的關係。可這一切都已在權力的漩渦中前行，從兄弟之間的皇權之爭，到與後宮嬪妃之間的利益之爭，權力場無處不在，隨著鬥爭的白熱化，殺機也漸漸顯現。
2.匪夷所思的太子“謀反案”
公元624年，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美好，經過七年血與火的洗禮，古老的中原大地上，又一箇中央集權的大帝國應運而起，本以為能夠安享太平的李淵，卻陷入到宮廷內和朝堂上爾虞我詐的皇權內鬥中而不能自拔，也正是在這一年，雙方內鬥的局勢急轉直下，直至以兵戎相見。
可要說“內亂”的導火索，還得從李建成所組建的“長林軍”說起。
公元623年正月，太子在平定劉黑闥之亂後，通過赫赫戰功，不僅鞏固了自己之前日益動搖的儲君地位，重新撿起了壓抑甚久的信心，而且還與燕王李藝深相交結，順利地將其納入自己的陣營，極大地擴充了自己的軍事實力。
與此同時，李建成也逐漸明白私人武裝的重要性，開始盡心竭力地擴充自己的武裝力量，於是他私自招募驍勇之士兩千餘人，並讓其屯守於東宮的長林門，除了“長林兵”之外，李建成還把手伸到了正規軍裡，他暗中派右虞侯可達志從燕王李藝處，徵調幽州突騎三百，秘密屯駐東宮附近諸坊，準備進一步增強衛隊的實力。
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第一個失去安全感的，正是唐高祖，對於高祖來說，三百個特種兵居然被悄無聲息地安排在皇城根下，這是自己所無法容忍的，皇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於是三百突騎被遣回幽州，而可達志也被流放到了巂州（今西昌市），以示懲罰。
可沒想到，之前私自運兵的疑雲還沒散去，公元624年六月，“楊文幹事件”的發生，更將儲君建成擺在了“謀反”的大火爐上。
據史料記載，公元624年六月，唐高祖帶著兒子們前往仁智宮度假，而身為儲君的李建成則奉命留在京都，負責處理每日政事。而此時的京城長安也就他一人做主，於是李建成決定鋌而走險，讓其黨羽，擔任慶州都督的楊文幹為自己徵募軍士，在仁智宮發動政變，謀取秦王的性命。
私運鎧甲
當商量好政變事宜後，李建成立即派橋公山、爾朱煥給楊文幹部送兵甲。但不知是出於恐懼還是已被秦王黨有所察覺，這二人在快到幽州時，向當地官員告發了政變之事，隨後在仁智宮，爾、橋更向李淵面奏，控告儲君與慶州都督內外勾結，趁機作亂。
當高祖聽到太子作亂的消息後，隨即召其覲見，陰謀敗露的李建成只得前來認錯，並做出一種“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的清白之舉，但氣極的高祖並沒有相信他，也沒有同情他，而是下令將他關了起來。與此同時，高祖也派使者前往慶州，向楊文幹問話，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楊就此真的在慶州反叛了。
李淵的“立太子”之諾
重病亂投醫的高祖，為了儘快撲滅謀反之火，便對李世民許諾道“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可直到楊文幹兵敗被殺，高祖也沒有實現當初的諾言，相反李建成卻在後宮嬪妃、重臣封德彝等人的幫助下成功地掩飾了整個事情的真相，最終被寬宥，整個謀反大案也就不了了之。
平定楊文幹之亂
當我們縱觀整個事件的始末，史書中的種種迷霧從未間斷過，橋公山等人為何要舉報太子？楊文幹為什麼要不顧一切地起兵？可由於年代的久遠，史實的隱晦，這些隱藏在歷史背光處的人和事，就像被一隻命運之手操縱著一樣，被永遠地掩蓋在歲月的浮塵下，等不到撥開雲看天日的時候，但當我們換一個思路，從利益關係的角度去思考，那麼有關太子謀反的真相可能就會浮現眼前。
3.誰才是真正的幕後推手？
說到底，“楊文幹案”或者叫“太子謀反案”就是一件無法經過細想和推敲的迷案。如果我們按照《舊唐書》、《新唐書》以及《資治通鑑》，這三部史料的記載來看，楊文乾的所作所為，就已經坐實了他與太子串通謀反的事實，再加上爾、橋等人的告發，整個事件就可以蓋棺定論了——所有這一切都是太子為爭奪皇位而一手謀劃的。
事實上，我們都忘了如果儲君謀逆，等待他的也只有被廢黜的命運，而皇位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秦王的頭上，所以說一切問題的答案最終指向了能夠從這件事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人，那就是李世民。
當我們想通了這一點，順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就能一一探究之前的幾個問題：李建成是真的想要謀反嗎？秦王在整件事中又起了什麼作用？
那麼我們先來推敲一下第一個問題，李建成真的想要兵變嗎？
其實當我們認真去思考，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方面，對於高祖來說，雖然他早已知道太子和秦王之間愈加嚴峻的皇位之爭，可親眼目睹了隋朝廢儲的悲劇，為了國家穩定的考慮，他一直都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從對太子“憂其不嫻政術，每令習政事，自非軍國大事，悉委決之”，到對秦王“恩禮漸薄”，可以說在李淵明裡暗裡的扶持下，太子的聲望顯著提升，東宮的實力明顯增強，儲君地位也更為穩固，所以獲得“轉蒙恩寵”的李建成在實力、輿論等方面都對他有利的情況下，又怎麼會去謀反呢？
再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就算李建成真的下狠心，要將李世民及其黨羽剪除殆盡，可大張旗鼓地準備後，卻在慶州起兵，這樣做不僅會親手毀掉天子的信任和一場好局，更將自己徹徹底底地擺在李淵的對立面，使自己成為人人得以誅之的亂臣賊子，最為關鍵的，從慶州到仁智宮，路途的遙遠更給李世民留下了一絲逃跑的生機，所以說，這樣的政變計劃，既不能挾天子而上位，也不能將朝政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可謂是漏斗百出、自掘墳墓之舉。
事實上，就連編寫《資治通鑑》的司馬光，也對這一事件的真相有著自己的質疑，所以，他在《通鑑考異》中引用了“妄告東宮”的這樣一個結論，在他的懷疑裡，告密的爾、橋二人，只是被人牽著的木偶而已，在他們背後站著的就是整件事的既得利益者——李世民。
所以真相很可能是這樣的：李世民發現了太子和楊都督之間的“小交易”，再加上二人之間密切的軍械、人員調動，早就洞悉一切的秦王，頓時覺得這是扳倒太子的絕佳機會。
於是秦王便在送兵甲的爾、橋二人身上做了手腳，讓這次原本普通的“私運鎧甲案”升級成了謀反案，而楊文乾的造反，更讓太子面臨著被廢黜的命運，可當秦王得到“立汝為太子”的承諾，信心滿滿地去征討楊文干時，頗有勢力的李建成使出渾身解數，最後在李元吉與嬪妃的輪番求情及當朝重臣封德彝的勸說影響下，李淵也猜到了事情的另一版本，至此，武德七年的“楊文幹事件”，就這樣以“兄弟不睦”的結論草草收場，不了了之。
可當我們從當權者的角度來看“楊文幹案”，不得不說高祖，確實是搞政治平衡的高手。就像我們之前所分析的一樣，整個事件無非就是“私運盔甲”，可要說楊文幹作亂肯定是建成的指派，那明顯是缺乏證據的，所以，這樣一個漏斗百出、毫無根據的太子謀反案，李淵不可能沒有察覺，他也猜到了，整件事就是對太子的陰謀，而這一切的策劃者無疑就是二子——李世民。
想到這裡，為了維持朝局的穩定和兄弟間的平衡，李淵又一次自欺欺人地選擇了“各打五十板”的處理方式，而為了敲打二人，更把責任推給了東宮屬官王圭、韋挺及秦王府參軍杜淹，並將他們一併“外放”到了巂州。
可無論是誰，對這種“和稀泥”的結果，都不會感到滿意。
雙方的不滿導致矛盾的再次激化
對太子來說，高祖既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是被誣告的，而很有可能也猜到了李世民就是那隻幕後黑手，可結果卻只處理了一個秦王府屬官，這不是在縱容秦王爭儲嗎？如何能讓自己滿意？
而對李世民來說，高祖既已許諾自己為儲君，最終又為何“出爾反爾”？雖然沒有實質性的證據表明太子謀反，可太子終究還是犯了“私運盔甲”之罪，可最後只不痛不癢地流放兩個東宮官吏，這樣的處理結果又如何讓人心服？所以這一次的平衡之術，不僅沒有起到該有的作用，還將本就極其脆弱、危機四伏的平衡，墮入到殺戮的深淵之中。
血腥的玄武門成為了必然
所以說，“楊文幹事件”不僅是秦王因爭奪皇儲之位而做出的一次反擊，更是一個悲劇的開端，也是從這時開始，李氏兄弟之間的政治隱患和親情危機，變得難以避免並逐漸升溫，皇權、陰謀和殺戮成了雙方利益集團明爭暗鬥的主題，最終也慢慢拉開了“玄武門”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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