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底，昆明下起了鹅毛大雪。当地人说，那是15年来最大、最猛的一场。
距离市区30多公里的海埂，坐落着当时国内条件最好的足球训练基地。在这个普通人都不愿出门的天气里，有几个球员正在跑道上努力前行。一圈又一圈，深一脚，浅一脚。
球员里包括高峰、成耀东、舒畅和小王涛，个个在当年都是“大腕”。他们正在参加当年海埂集训的第三次体测，12分钟必须跑到至少3000米。跑不到怎么办？取消参加当年职业联赛的资格。
真就这么严。
(图)除了12分钟长跑，当年的体测还包括25米折返跑
那次体测结束之后，上面提到的四名球员一个都没能跑过及格线。这并不奇怪，他们都是因为没能通过前两次才来参加的第三轮测试，再加上厚至脚踝的积雪，补考能过才是奇迹。
其中一名“大腕”愤愤不平离开场地，路过记者身边留下一句：“这什么狗屁玩意，对足球有个鸟用。”
记者们并没有什么反应。过去这些年，球员们对体测的不满和抱怨早已是家常便饭，这种事情在见多识广的老记者眼里，大概连新闻都算不上。
光是郝海东一个人，骂的次数两只手就数不过来。
9.
中国足协搞体测的想法始于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预选赛。
那次预选赛，中国队分别在与阿联酋和卡塔尔的比赛里率先拿到了1-0的领先优势，但都在比赛最后阶段被对手连入两球反超，“黑色三分钟”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赢下其中任何一场，国足首次打入世界杯的时间都能提前12年。但连续出现只差一步到罗马的遗憾，导致全国上下都在指责：中国球员的体能不行，才会在比赛最后被人逆转。
所以，中国足协从1992年开始对球员展开全面体测，并且趁着1994年职业化的东风，把12分钟长跑、25米折返跑和参赛资格联系到了一起。从此，每年的一月，各家俱乐部都要把队伍拉到昆明郊外的海埂基地，玩命练体能备战大考。
8.
为什么是海埂？
因为昆明四季如春，冬无严寒，夏无酷热，每年能够进行户外运动的时间长达300多天。一千多米的高原不至于让人喘不过气，又能够起到锻炼心肺的效果。因此，国家1975年就在滇池之滨的海埂建起了训练基地，从此成为了中国体育的一块宝地。
80年代，国家队和国家二队都长期在这里训练，和基地的工作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87年国家队击败日本首次杀入奥运会正赛，领队张俊秀第一时间就给海埂基地食堂的沈阿姨发了封报喜电报。以年轻球员为主的国家二队里，更有很多人都喊她“沈妈妈”。
后来高洪波有次以教练的身份带队回到海埂，面对记者说出一句：“你们先走吧，我和我妈说会话。”
年轻记者们一脸懵逼：“高指导为什么把妈妈也带来了？”
那是一个朴素的八零年代。饮水和食材要用牛车拉到基地，对外的联系只能发发电报。车马都很慢，球员没有架子只是普通人。
九零年代的海埂也寄托着很多人朴素的梦想。大家都希望，我们的球员更能跑了，黑色三分钟不再有了，打入世界杯就能从此成为常态。
而且，海埂的海拔正好是1888米，大吉大利。
7.
但对于很多球员甚至国脚来说，海埂一点都不吉利。
1994年的第一次体测，就有很多球员落了榜。当时主持足协工作的王俊生后来写了本《我知道的中国足球》，提到94年的初次体测里大概有1/4的甲A甲B球员都没跑过及格线，而且这玩意最初严到“一考定赛季”，压根就没补考机会。没过线的大部分人从此退出了足球圈，哪怕是国脚也差点成为了路人。
没错，有两名国脚也因为没能在12分钟里跑过3000米，被迫踢了一年的野球：蔡晟和李红军。
李红军的落榜尤其让人诧异。这名当时国内最好的左后卫之一外号“延边马拉多纳”，尤以速度和技术见长。耐力并不是他的强项，但没人能想到这个短板居然如此明显。
测试结束后，李红军趴在前来考察的国家队主帅施拉普纳肩膀上痛哭流涕。第二天，这条新闻登上了全国各大体育报纸的头条。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失去了延边队的编制，被国家队除名，只能去体校找学生们踢球时加他一个。
但这次“禁赛”后来还有了意外收获。
6月，意甲三连冠、欧冠决赛4-0击败巴萨的AC米兰以王朝之姿来到北京。为了应对这场商业比赛，国安借来了两个“临时工”。一个是八一队的中卫石磊，另一个就是没球踢的李红军。那场比赛里，国安凭借谢峰和高峰的进球2-1击败了米兰，全场盯防萨维切维奇的李红军也收获了工体球迷的掌声。
两年多以后，他如愿加盟了这支首都球队。
6.
像李红军这样的塞翁失马只是少数，更多被体测刷下来的球员都只有眼泪，以及愤怒。
与米兰那场比赛里收获进球的高峰，2000年转会加盟了沈阳海狮。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次雪地补考里，他跑出了离及格线就差5米的2995米。事后海狮数名官员将裁判团团围住，他们自己也掐了秒表，说高峰的成绩理应该是3017米。
最后的裁定结果却是：有人在冲刺阶段推着高峰跑，犯规取消成绩。
虽然高峰此后通过了因为大雪追加的额外补考，但三年后他再次因为犯规被取消了YOYO体测资格。一怒之下，这位场外新闻比场内还多的“浪子”宣布退役，从此告别足坛。
关于高峰，海埂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当年的海埂基地只有一部磁卡电话可以直接和外界联系，房间内需要总机转接的座机毫无隐私可言。在手机还没普及的年代，那部磁卡电话面前经常长队排到深夜。
谁的出现频率最高呢？答案就是高峰。那段时间他正在和那英谈恋爱，这位出手阔绰的国脚每次都会掏出一张崭新的100块电话卡，不打光绝不挂断。
人们都说，这些电话卡就是这对金童玉女的红娘。只可惜，故事的结局太不理想。
5.
海埂体测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那段时间，还在读书的我每年正月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体坛》和《足球》等各种报纸上一边关注欧洲转会的各路绯闻，一边看着集训体测的捕风捉影。近些年认识了几位亲自去过海埂的前辈，我也很愿意拿点酒去换些当年的故事。
那个年代，由于所有职业队都必须来海埂集训和参加体测，全国大大小小有体育版面的报纸都会派记者来此驻扎一个月，因此诞生了一个当年圈内非常有名的梗：八千足记上高原。
八千当然是虚指，但顶峰期四五百还是有的。已经收入所有球队的海埂基地自然容不下这么多记者入住，于是只能把一个名叫环碧小墅的活动楼改成了临时的媒体中心。
说是活动楼，其实原本就是打麻将的地方。说是媒体中心，其实也就是搬走麻将桌放上临时床，甚至有的房间干脆扔上两个旧床垫打地铺。即使如此，依然抢破了头。
整个环碧小墅只有一根传真线，在那个网络还不普及的年代，大家需要先写好稿子拍好照片，然后排着队往编辑部发。有人用球员签名想往前插队，只为了第一时间发出重要新闻，但这玩意在记者群里并不稀罕。又有人开始拿库存的家乡零食收买人心，于是媒体中心动不动就变成了土特产交流会。
交流着，就会产生很多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半真半假，传到四海八荒。
有两件事尤其出名。
——有位天津队的体测困难户，每年到了临考前都紧张到失眠。有一年他从相熟的跟队记者那拿到了一颗“神药”，号称能提高运动能力。这名球员顺利通过体测，随后开始担心会不会被查，记者哈哈大笑解开谜底：那就是一片食母生，主要成分是干酵母，助消化。
——有位四川全兴的跟队记者写了篇虚构远大于真实的新闻，气得球队主帅塔瓦雷斯喊出名言“我要像一个男人那样揍他”，并且来到环碧小墅主动约架。众多记者纷纷围观，不过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海埂在当年就是这么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中国足球和整个社会的千姿百态。
4.
当年的集训里，为了严格管理，海埂基地时常关闭着一道大铁门，门前还拴着一条大狼狗。但在手机基本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年代，这些依然挡不住球员和教练出去找乐子的心思。
于是，每天夜里都有人翻墙。曾有位教练翻墙时崴伤了脚，被球员笑了好几天。还有位教练酒醉后爬上墙头，然后一跃跳进了外面的河沟。
可问题是，海埂当年和昆明市区之间交通很不方便更没有夜班车，翻出去上哪玩呢？这就导致附近的村子催生出了两个热门职业：小饭馆和开黑车。
时至今日，很多海埂基地附近的老居民都还记得当年带过多少球员去五华体育馆的舞厅酒吧消遣，后来又有多少国少队的小球员向他们借身份证去网吧开机子，还有很多他们不明觉厉的电话聊天：“你以为我不想好好踢吗？我认真踢也踢不赢啊！”
如果你质疑全是吹牛，那么他很可能翻出个小本本扔你脸上，上面签满了熟悉的球员和教练。
海埂同时还诞生了国内最早的一批足球经纪人。当年的通讯不发达，国内足球水平又不高，最初来到甲A甲B踢球的外援很多都不是职业球员，他们只是接受过一些俱乐部的青训，本职工作是司机、厨子或者还在上大学。
所以，各路球队聚集的海埂是经纪人们推销手下球员的最佳卖场。“朋友，外援要吗？我刚从东欧进了一批好货，前锋后卫都有。”
听起来是不是特魔幻？
3.
海埂当年种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都很魔幻。尤其关于集训和体测到底有没有用，业内业外吵了很多年。
球员大多是强烈反对的，恨不能都踩在脚下骂两句。前面提到的郝海东，当年一直都是12分钟跑的困难户，球员时期就数次开炮：“长跑不行就能说明这个球员比赛的体能不行吗？你找个马拉松运动员来，我看他能踢成什么样子？”哪怕近几年接受各种采访，提到当年体制问题时郝董都少不了骂体测两句，可见恨意之深。
中国足协也不是没有过思考。
2000年，足协在海埂集训期间组织了外籍教练的座谈会，让他们谈谈对体测的看法。结果初来乍到的洋帅大多强烈反对，表示这玩意已经过时了；在中国待上好几年的却已经见怪不怪，表示这里训练条件确实不错，规定既然有那么我只能好好执行。
技术部主任杨一民拿出了一本名叫《足球运动员身体训练》的英文书，是99年9月荷兰足协官员来中国讲课时赠送的。书里写到荷兰球员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的主要目的不光是练体能，更是为了磨炼意志力。
他表示，海埂体测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体测之前才会有强制的封闭集训。而且海埂基地还有个传统项目：每支球队每个周一必须出黑板报，时刻追踪球员们的思想动态。
大连队写过一首诗：“又到昆明春训时，海埂虎踞皆雄狮。惟有拼搏多壮志，何惜汗水浸球衣。咬定青山迎风啸，莫学滇池荡涟漪。为谁踢球为谁练，不妨抬头望红旗。”队内球员王鹏还在黑板报的检讨书里写过“中国足协就是球员的衣食父母”。后来，河南建业写过“One world One dream”，国少队写过“意志品质、团队精神！”
早期的集训更是规格很严的军训，有来自体工队的军官督导。这位姓常的军官曾经在海埂狠抓球员作风，把留着长发的国家队常客符宾拉出去罚站，并且严厉批评长发的危害。符宾表示长发对于门将来说并不碍事，结果常军官勃然大怒：不剪头发，直接开除。
第二天，符宾的长发就此变成球迷的回忆。
有意思的是，现在每当国足输球时，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要么是体能不行，要么就是意志品质不行。
2.
或许是因为体测实行了多年，国家队的体能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进步。又或者是因为外界对于长跑和参赛资格联系在一起的吐槽声势日益浩大，体测也进行了很多次更新。
2003年，单纯的12分钟长跑和25米折返跑变成了更专业的YOYO体测。这是一项由丹麦足球名宿创立的训练方式，要求球员在20米之间以不断增加的频率进行有间歇的折返跑。第一次没能跟上节奏踩线受到警告，第二次视为不及格。
YOYO体测被普遍认为可以模拟球员在比赛中的加速、冲刺、转向和节奏变换，是很多欧洲俱乐部都使用过的训练手段，不过很少作为强制标准。大名鼎鼎的巴乔效力米兰和国米时经常在这项测试里稳稳垫底，但没人会质疑他的实力。
所以，哪怕大多数业内人士都很欢迎这项改革，还是对强制体测表达了异议。
第一年测试，裁判非常严格，一点点不到线都会被判为犯规。结果通过率极低，当时还在甲B的广州香雪(恒大前身)20人参加第一次测试，只过了可怜的6个人。
在疯狂的骂声中，YOYO体测不断改革。
先是补考机会越来越多，外援和国脚免检。体测的集训地也从必须一起来海埂，改成了昆明和海南二选一。再后来，随着中超诞生球队钱包越来越鼓，冬训飞往天南海北，足协不再设强制集训，YOYO体测改成了上门抽检。
海埂从此失去了往日荣光。
与此同时，判罚也越来越松。补考里不算太明显的犯规往往视而不见，甚至一直有传言哪怕结果再烂也可以用“2000块加两条中华”的代价打点过关。很多球队都能一次性全员过关，连续好几年整个中超都没出现任何因体测不过关被取消资格的案例。
2007年，国安球员杨璞在第一次YOYO体测被罚下，他面对着央视镜头说了句大实话：“这只是一个形式，无所谓。”
这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2011年，体测寿终正寝。
1.
2020年3月，中国足协提出了春季大练兵目标，其中重新提到了YOYO体测。不出预料，再次引发了舆论的大范围交锋。
有人说，就知道练体能！足球又不是长跑！光练体能有个毛用！
也有人说，这次的体测又不是强制性的，抽查最多也就是影响评优，中国球员本来体能就不行，多练练又有什么坏处！
我对这事还真没有什么太过执着的想法，只是想起了这些从报纸上或者拿酒换来的海埂故事。
与强制体测脱钩之后的海埂，后来渐渐变成了各种国字号运动队的春训宝地。有国家游泳队、国家女子手球队、国家女子橄榄球队等等，中国男女足各级国家队和一众足球俱乐部也是这里的常客，还有韩国大邱这样远道而来的客人。
现在的体测早已和海埂无关。但提到这个“体测”二字，海埂依然可以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最坚实的见证者。
区楚良曾经说过：“海埂是很多人的噩梦，但却是我的天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懂他是什么意思，直到这次重新勾起回忆才突然明白。
那个年代，海埂汇集着整个社会对于足球的关注。全国各地的数百记者、慕名而来的上千观众，都只是为了看看球队的日常训练，练的还都是无聊的体能。每年集训末期还会有俗称“小甲A”的循环友谊赛，观众最多达到过7000余人。场边不乏很多真对足球充满好奇的女生，有些记者和个别球员还真在这里遇见了后来的妻子。
那时的中国足球并不算强大，背地里也有的是暗藏的阴影。但那时的中国足球还不是全民调侃的对象，而真真切切承载着国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希望。之后的一些人一些事，把这些希望践踏得粉碎，才让舆论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可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地祝愿，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人能和现在的年轻球迷们一起，在不远的将来看见真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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