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柳青的《創業史》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理想的、紮根於鄉村社會的現代共同體，個人、集體、國家形成同構的關係。但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三者之間存在著多重矛盾，包括個體積累與集體積累的危險，集體積累與國家積累的矛盾，以及幹部侵吞集體勞動果實的危險。
今天，當新農村建設再度呼喚著我們重新整合分散的小農經濟、進行社會化生產時，柳青的小說提醒我們，平衡好個人、集體、國家三者之間的關係，我們才能走向更好的合作化。
作者｜陳湘靜，清華大學外文系，清華大學世界文學與文化研究院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現代個人建立在對天然的血緣紐帶的否定和對原有的共同體的脫離上。鄉村共同體瓦解，土地和勞動力分離，釋放出單子的個人（自由勞動力），組成現代民族國家，是現代化的普遍進程。[1]然而，中國走了一條並不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定義的農業道路。它並未徹底摧毀鄉村社群，而是部分地保留了原有的地緣、血緣關係，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改造，發展合作化運動。在這個過程中，自然村的形態連同其習俗、觀念、親緣、倫理關係等傳統因素得到了部分的保留。[2]這種鄉土社會的不完全改造、革命與鄉土傳統的妥協，在80年代“新啟蒙話語”中被貼上了“封建”的標籤。在80年代的各種文學與文化書寫中，村莊成了阻滯現代“個體”成熟的“宗法共同體”，因此需要新一輪的“現代化”。[3]在這種修辭中，合作社從社會主義時期克服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更現代的生產關係形式轉變為被新啟蒙話語所指責的封建、前現代或亞細亞的生產關係形式。這種解釋的產生，在80年代有它的歷史原因，[4]但在今天需要重新做仔細甄別。在這個意義上，柳青的《創業史》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文本。熟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毛澤東著作的柳青，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知識貫徹到了《創業史》的寫作中。如柳青所說，“《創業史》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麼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5]。
將農民塑造成“現代主體”，並納入現代歷史進程之中，是柳青小說的一個貢獻。如許多研究者指出的，柳青“將農民從被表達的主體轉換為表達的主體”，並使這一新主體“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6]這一現代主體如何建設新的鄉村共同體，這是柳青另一個思考的方向，這是一個更困難、也沒有被充分討論的問題。現代個體如何從鄉村共同體中生長出來？鄉村共同體與現代國家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本文擬以柳青的《創業史》為對象，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討論個體、集體、國家三者之關係。 共同體的起點：
孤獨個體與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
《創業史》中，帶領農民組織起互助組的梁生寶，是柳青致力於塑造的“社會主義新人”，是一個“擁有作為信仰和行動來源的主體性的個體”。[7]但這一具有現代主體性的“新人”首先體現為一個孤獨的現代個體形象。生寶首次出場，是第五章買稻種時。他孤身一人踏上買稻種的征途，在茫茫夜雨中抵達車站，無視飯鋪堂倌和管賬先生嘲笑的目光，泰然自得地就著不花錢的麵湯吃風乾的饃，這些都是現代主體否定和超克外部環境的典型表現。此外，生寶展現出了不同於一般人的“內在深度”，他經常沉浸在一個人的豐富的內心活動中，思索著形而上的革命道理，以至於他常常從農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超脫”出來。當他與其他農民結伴走在秦嶺的山路上時，當其他農民在交談著山裡山外氣候的差別時，生寶“既不參加他們的談論，也不聽他們的談論”，而是“有他自己的心思”。（《創業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299頁。以下該書引文，只標註頁碼）他聯繫整黨學習時王書記說過的道理，思索著南碾盤溝那的莊稼人議論中體現的小農心理，並覺得“有趣”。當他為自己的念頭忍不住笑出聲時，任老四還以為生寶在參與著他和有義的對話而喋喋不休地解釋，生寶也認真地應付著他：“對！就是的！說來！”（第299-300頁）接著又繼續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任老四這樣的農民只能看到眼前的表象，生寶卻能把自己從身處的環境中“抽離”出來，認同於更高層次的精神準則，而與農民習以為常的習俗和生活世界形成了一種否定性的關係。
內在深度、與外部世界的孤立隔絕、通過認同於一個更高層次的普遍真理（譬如整黨學習中學到的革命道理、社會發展史）而否定被給定的自然屬性和自身植根於其中的自然環境，正是西方基督教思想形塑下的現代主體意識的特徵。在新教中，“加爾文教徒與他的上帝的聯繫是在深深的精神孤獨中進行的”，新教徒與上帝的溝通不經由任何外在的世俗的中介，“通過教會、聖事而獲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都被完全排除”，它內含了一種“斬斷個人和塵世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的傾向。[8]而這種超越性的情感結構是與現代民族國家聯結在一起的。在現代民族國家中，原子化個體不經由任何中介（儒教禮俗、教會等前現代的社會組織形式）而在精神上直接從屬並認同國家。李楊以“神諭”來比喻柳青小說中內含的這種啟蒙精神結構，進而指出，“梁生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英雄，這一形象的現代性意義體現在他不是在非時間的傳統倫理價值中獲得個人的實現，而是在對‘黨’、‘國家’這些‘想象的共同體’的認同中實現對日常生活與個人生活的超越。”[9]
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孤獨個體的誕生往往指向鄉村共同體的瓦解。 改霞對進城的嚮往，正是覺醒的現代個體的超越性向往。在她看來，農村是沒有這種超越性的，“村裡死氣沉沉，只聽見牛叫、犬吠、雞鳴，悶得人發慌。而如雨後春筍的城市建設，卻向著三年級小學生改霞招手。”如果她待在沒有任何變化的農村中，那麼“幾十年以後，我就是一個該抱孫子的老太婆了。”（第185頁）路遙寫於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和《人生》更是一個經典的西方現代個體的精神成長史——成長為“現代主體”的農民（孫少平、高加林）不甘心困囿於狹小落後的農村，要離開土地的束縛，去廣大的外部世界探索自我實現的各種可能性，這正是改霞故事的延續。《人生》的題記使用《創業史》描寫改霞猶豫是否進城的心情的一段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說明了“改霞往何處去”這一現代主體性的難題在80年代的延續。這一現代主體的成長故事，到了90年代末，更發展成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土地）分離，成為自由勞動力的故事。但梁生寶和改霞不同，合作化運動中的新型農民並非這樣一種離開土地自由流動的現代個體，他們成長為現代主體，卻仍須立足農村，立足於腳下的土地和原來的生活世界。蔡翔針對這種“現代主體”的難題性指出，當限制人口自由遷徙的城鄉分治制度使農民的“出走”不再可能時，農民的個人解放就體現為在舊有空間內對社會關係的改造、在鄉村建設社會主義。“地方”就不再指稱著一個地理的範疇，而是指涉著一整套舊有文化、習俗、慣例、實踐。將農民個人從“地方”中解放出來，就意味著將農民從“以血緣和本地士紳為基礎的非正式地方權力機制”，也即家庭、親緣、社區等“文化權力場域”中解放出來。[10]
由此看來，現代主體的超越性和能動性，就體現為對他生活世界——傳統習俗統治下的農村——的否定與改造，並創造出一個新農村。換言之，如果農村能夠被改造，能夠如柳青所說，與更宏大的國家現代化建設關聯起來、進入“現代歷史”，那麼也就給現代主體的成長提供了空間。這樣一來，梁生寶對農村的改造其實是對改霞問題（現代主體如何獲得解放）的有效解決。在這個意義上，對村社共同體的改造，在理想的狀態下，與個體、國家是同構的。賀桂梅的如下觀察可能是準確的：不同於西方啟蒙主義視野中“共同體”與“社會”的兩分法，在中國，作為小共同體的村莊與作為大共同體的中國是“同構”的，具體的村莊其實體現了普遍的中國，村莊的“傳統”亦聯繫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對鄉村空間的描述方式，不僅包含著對於個體與社會之關係的理解，同時也包含著對於‘中國’這一更大的想象共同體的理解方式。”[11]柳青對“舊共同體”的否定是非常明顯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借新共同體構想主要反對的，不是封建宗族共同體，而是小農經濟與農民的封建意識。賀桂梅指出，蛤蟆灘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宗法共同體，而是一個“由流民、破產農民這些被甩出‘正常鄉村秩序’之外的人群所構成的聚居地”，
柳青筆下的個體農民之間的競爭更像是資本主義條件下起點平等的“自由競爭”。[12]因此，柳青批判的“封建”並不是指傳統宗法關係，而更多地指向以“戶”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指向“小農經濟自發勢力的汪洋大海”（第79頁）。毛澤東說：“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13]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中，家庭人口的數量和財產的數量是一種同構的關係。家庭單位中的勞動力越多，財產的積累數量越多，因此，姚士傑的富農地位便由他家裡人丁和牲畜的興旺體現出來——“女人要生娃子，母馬要下騾駒，又添人口又添財”；母馬鼓鼓的大肚皮裡“動彈的不是騾駒，而是三百塊人民幣”。（第128頁）而以家庭作為經濟單位，就意味著家長為了積累財富而對年輕家庭成員的勞力進行無償徵用，即帶有“封建”（剝削）色彩的超經濟強制勞動，因此，血緣關係之下往往隱藏著經濟剝削。比如，一心向富農看齊的富裕中農郭世富就希望成為一個“家長”：面對著鄉鎮，他眼睛要放靈活些；對於兄弟、妯娌、子侄等輩，他手掌要捏緊些。他能卡住不花費的，他要儘量卡住。當家人嘛，沒有不被年輕的家庭成員暗恨的。這，不要緊！他是為了大夥——一個古老傳統和陳舊概念的集體。郭世富決心在他活著的時候，不讓他新近擴建的四合院裡，演出分家的“悲劇”。他決心盡一切力量、機智和忍耐，將來作為一個五世同堂的家長，辭別這個世界。（第347頁）
因此，合作化的故事中往往包含了個體從家庭（小農經濟）中解放出來的“五四敘事”——趙樹理《三里灣》中的“有翼革命”正是這樣的敘事。
小農經濟的問題不僅僅是殷實家庭的內部剝削和壓迫，更涉及困難家庭喪失土地、重新返貧的危險，而“互助”在這個時候才成為必要，並和“發家”（生產競賽）聯繫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階級”成為了把不同的個體從既有的血緣、地緣關係中解放出來並進行重組的解放性力量。原來的互助組只是舊有地緣、血緣關係的沿襲，即鄰居和鄰居、親戚和親戚就近搭夥。但梁生寶的互助組則是對舊有地緣、血緣關係的重組和超越。它是官渠岸、下河沿二十幾個困難戶自發聯合起來形成的跨地緣的組織——“他們的稻草棚棚，分散在官渠岸和上河沿的每一個角落。”（第118頁）官渠岸的高增福更是“從村子的一頭跨到村子的另一頭，隔著二里稻地入互助組”（第396頁）。同時，梁生寶互助組也超越了舊有的血緣關係。生寶的兄弟生祿退出互助組，而與生寶毫無血緣關係的馮有萬、高增福卻成為了互助組的中堅力量。高增榮和高增福是親兄弟，但當高增福要進山砍竹子，讓哥哥和嫂子代為照顧兒子才娃時，嫂子卻提出了分家。最後，承擔起照顧才娃的責任的，是生寶他媽。才娃“寸步不離這個好奶奶，好像他的小手長在她的衣襟上一樣，生寶他媽走到哪裡，才娃就跟到哪裡”，而生寶媽也特別疼愛才娃，“只要她的手裡不拿東西，她準用一隻手牽著才娃的小手走，好像慈愛的祖母，領著自己的小孫孫一樣。”（第273頁）這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倫理似乎更像是一種內在於中國鄉土社會的文化傳統的“大同世界”的樸素理想，同時又與社會主義互幫互助的倫理融為一體。當高增福決定把才娃的口糧給生寶家，提出要“做老兩口的乾兒，結個乾親”時，生寶卻不同意，“說這是舊鄉俗，新社會不需要這一套。”（第392頁）
在這裡，聯結互助組成員感情的，不僅有“舊鄉俗”，更有共同的事業和志向——“世界上總是有那麼些崇高的情感，把毫無親屬關係的人們，如膠似漆地貼在一塊。”（第392頁）這種共同的事業和志向，甚至使兩個未曾謀面的陌生人也能迅速建立起感情。生寶在和縣裡來的農技員初次見面時，“韓培生剛剛驚奇地折轉身來，生寶已經衝進草棚屋來了。兩個人差點撞了個滿懷。農技員毫無精神準備地被互助組長使勁兒抱住了。”（第380頁）見到中共區委王書記時，“生寶帶著兄弟看見親哥似的情感，急走幾步，把莊稼人粗硬的大手，交到黨書記手裡。如像某種物質的東西一樣，這位中共預備黨員的精神，立刻和中共區委書記的精神，融在一起去了。”（第199頁）約翰·密爾（JohnStuart Mill）指出，共同的感情，共同的歷史、記憶是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根基。[14]在柳青那裡，是共同的事業和志向把不同職業、不同地域的“陌生人”聯結起來，使分散在天南海北的差異性的個體，形成了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想象的共同體”。“一個工廠裡的工人，一個連隊裡的戰士，一個村子裡的幹部，他們一心一意為我們的事業奮鬥，他們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和馬克思、列寧通了。他們心裡想的，正是毛主席要說的和要寫的話。”（第206頁）在這個意義上，梁生寶互助組是一個由自由個體基於自由意願而聯合起來的共同體。在成立之初，合作社遵循著“入組自願、出組自由”的原則，因此，它的成分是混雜的，既有搖擺不定的中農生祿，又有保守頑固的晚清遺老王瞎子，還有幻想著過與全世界無關的平靜日子的郭鎖、抱著試驗心理的中農馮有義、膽小的貧僱農任老四和年少氣盛的歡喜、馮有萬。由於人心各異，它是“一個斷不了糾紛的常年互助組”（第416頁）。生寶起初在是否吸收王瞎子入組的問題上糾結過，認為“在上下河沿挑選十戶八戶人家，而先不要王瞎子這樣的農戶參加，他敢保證搞好重點互助組”。但王書記教育他，“互助組一不是黨，二不是政權，三不是群眾團體”，它是一個“勞動生產的組織”。（第313頁）它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共同體，隨著不同人的入組、退組，一直處在變化之中。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體現出了互助組作為一個現代政治體的本質。酒井直樹指出，對一個群體的歸屬是一種社會性的歸屬，它與生物學分類上的歸屬的根本不同在於，它是建立在個人的主體認同之上的，因而它從來不是一種被動消極的物質存在，而必須基於充分的自覺意識。
個人之為現代主體，也就意味著其本身內含著自由選擇的不確定性，擁有自由選擇他所歸屬的社會群體的權利，擁有說“不”的權利。[15]每個人都在動態的生產實踐中被改造。這個共同體對他者的開放、吸收和改造，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吸收當過國民黨軍大車連副班長的二流子白佔魁及曾當過妓女的翠娥入組，以至於這個互助組看上去好像“兵痞、二流子、破鞋，啥人都收”（第403頁）。這就牽涉到“改造”的問題。孫曉忠指出，中國鄉村社會中的遊民大多是受剝削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和手工業小生產者，對“二流子”的改造，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當代文學中的重要敘事母題。[16]互助組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通過集體勞動的方式，將不事生產、遊手好閒的遊民，改造成勞動者。然而，改造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創業史》第二部中出現危機的關鍵原因，就在於沒有把白佔魁的“二流子”習氣改造成功。所以，這樣一個由自由個體基於其自由意志和自願選擇而組織起來的互助組，其實是充滿了潛在的瓦解與分裂的危機的。那麼它們如何能形成真正的共同體呢？
1964 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創業史》英文版中梁生寶素描插圖，阿老繪 | 圖片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共同體的建設：
勞動把一村人團結起來
互助組進終南山割竹子的一幕，可以說是“合作”形成的“元敘事”，從深層次上闡釋了合作化的根本動機。柳青對終南山的描寫十分有意味，它是蠻荒之地，是未經開發、人跡罕至的原始叢林：
在左近的密林裡，老虎、豹子、狗熊和野豬不高興。它們瞪圓了炯炯的眼睛，透過各種喬木和灌木枝幹間的縫隙，注視著這幫不速之客。當三個打前站的人，在這裡做搭棚準備工作的時候，這些山口的英雄、好漢和魯莽傢伙，靜悄悄地躺在密林裡。它們眼裡根本瞧不起這三個人，甚至於可能還等待著，看看有沒有機會對其中離群的一人，施展一下迅猛難防的威力。可是現在，野獸們明白人類的意圖了。這不是三個過路人！這是相當強大的一群人，到這裡不走了。它們開始很不樂意地離開這不安靜的北磨石岔了。（第302頁）
可以看到，在這個“老虎、豹子、狗熊和野豬”的世界中，落單的個體離開了集體就無法存活，“集體”成為了“個人”存在的前提，集體和個人是一種高度緊密的、互相倚賴的關係。為了安全，他們規定“誰也不能到離開大夥一丈以外的地方去，特別是不能到互相看不見的地方去”。郭鎖貪多，只顧著自己割好竹子，“看見一片好竹楣，總愛一個人不聲不響獨獨去割。大夥給他提警告，時刻不要忘記這是在深山裡頭，萬不敢離群”。（第307頁）盧森堡指出，當外部嚴酷的自然環境威脅著人們的生存，弱小的個體為了存活就不得不依靠集體組織起來，共同抵禦外界的威脅並分享勞動果實，“在小集體的範圍之外是不可知的和有敵意的東西”，這正是“集體公有制”或者說“原始共產主義”的根源。[17]梁生寶悟到，正因為生產力低下是組織起來的根本動力，貧僱農比起其他人更容易組織起來，因此合作化必須“堅決依靠貧僱農”。柳青說：“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是從他們迫切要求改變貧窮，擺脫困難局面而來的，所以，越是貧窮地區就越具有合作化的積極性。”[18]
生產力低下是人們自發團結起來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建國初期技術落後的農村所面臨的狀況。據1954年農村工作部報告，中國面臨的條件是“人口眾多，已耕土地不足，荒地雖多，但限於國家財力，短期內難於大量開墾”，發展國營農場、移民墾荒的辦法在短期內無法大量實現農業增產。[19]在這樣的國情下，就如何建設現代化國家，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過爭論。劉少奇認為資本是發展工業化的主要因素，生產力的提高應當靠現代科學技術，而毛澤東則主張以人力為主，在生產工具落後的情況下，效仿資本主義早期工場手工業，通過組織分工協作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現有耕地的單位面積產量。[20]《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規定了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糧食增產、興修水利等各項任務，廖魯言解讀《綱要》指出：“這個綱要主要是依靠農民自己，運用5萬萬農民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實現的。這個綱要所提出的各項任務……除了一部分是由國家舉辦的，或者由國家協助農民舉辦的以外，大部分是由農民自己舉辦的，自己動手來做的。農民有沒有力量辦呢？農民有大量的人力，這是沒有人懷疑的。”“當然，國家在財政上、經濟上和技術上，也應當給農民以儘可能的支援。但是，國家所花的錢不可能太多，尤其是目前這幾年的情況是如此。否則，如果事事依賴國家，一切都由國家投資來舉辦，那是國家的財力所不能勝任的；其結果勢必是推遲這些事業興辦的時間，有的甚至辦不起來了，或者是把國家的財力大量地使用到這些方面來，而縮減工業投資，從而就會推遲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21]
因此，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合作化是在生產力低下、物質匱乏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用雙手向自然索取生產資料的實踐。溫鐵軍指出，這在本質上是通過密集勞動代替資本而生產剩餘，是中國不仰賴外資而試圖自主實現工業化，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進行原始積累的特殊方式。[22]但是，柳青則從倫理、政治的一面，提示了社會主義互助精神在貧苦人中間的“自發性”。因生產力低下而自發產生的團結，進而決定了財產的形式，即集體所有權。約翰·洛克以“個體勞動”為根據來界定“私有財產”，認為，即使自然資源在自然狀態下是為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但只要一個人用他雙手的勞動改變了某物在自然界中的原初狀態，他就把它變成了自己的“財產”，比如，一個人通過採集橡果這一勞作，就把橡果變成了自己的果實或財產，通過耕作土地，他就把土地變成了自己的私有財產，這一憑藉自己的勞動佔有和獲取財產的過程無需徵得共同體中他人的同意。[23]這一理論的原型正是魯濱遜式的孤獨的勞動個體，這在歷史上又是和歐洲現代歷史進程中“公地”的瓦解、“圈地運動”引起的思想文化爭論密切相關的。根據洛克的定義，郭鎖通過自己勞動割到的竹子應當是他自己的“私有財產”。
然而，《創業史》卻展現了另一種所有權結構，在裡面，純粹的“個人勞動”是不成立的，因為“離群”便有可能受到野獸襲擊，因此，郭鎖對竹子（個人財產）的砍伐和佔有是以他“不離群”為前提的。更進一步說，這筆財富無法離開集體協作而獨立存在，從貸款、買工具裝備、結隊進山、割竹子、扎掃帚到賣掃帚，每一個環節都是以集體為中介的。“一般的貧僱農進山，來回五天，爬坡上嶺割下來竹子，早晚在茅棚店裡削好、燻好、縛成掃帚，掮出山在黃堡街上賣了，買得二斗玉米回家喝糊糊”（第307頁），然而互助組不僅在野獸出沒的深山裡安營紮寨，搭起茅棚，住上一個月，而且組織起了專門的掮掃帚隊，把掃帚一批一批往外運，一次掙下750元，這種在生產上的優勢是通過“組織起來”達到的。因此，郭鎖割下的竹子是集體財產的一部分，個人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是以個人從屬於集體為前提的。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集體公有制——“他的財產，即他把他的生產的自然前提看作屬於他的，看作他自己的東西這樣一種關係，是以他本身是共同體的天然成員為中介的。”[24]在共同的勞動中，一種新型的倫理便產生出來了——為他人著想的“公心”。 這樣一種“公心”，並不是自上而下命令的，而是在集體勞動中自發產生的。考慮到就地墊著茅草睡覺太潮溼了，為了讓大夥睡著暖和一點，生寶做了一個大床架。而任老四在做好搭棚的準備工作後，“蹲在新壘的鍋頭前面燒開水去了。砍椽的和割茅柴的人們到了，好用開水吃乾糧”，馮有義“好心好意去修理通溪水的小路。他說修一修，人們到溪邊去提水的時候，不至於把誰絆倒”。（第301頁）在共同綁椽子的過程中，連王生茂和鐵鎖王三這兩個曾經為地界爭執的人，也親密無間，生寶為這樣一種“公心”的“自發”出現感到驚異：“這幫人為啥這樣團結？為啥這樣賣力？”進而他悟到，這是因為他們修建的是16個人共同的家舍。
生寶看見，大夥對於修蓋這十六個人的共同家舍，人人都是非常重視的。要是山外的村莊裡，給任何私人蓋棚，這種全體一致的精神，是看不到的。即使是貧僱農，沒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把他們的精神凝結在一塊，他們仍然是莊稼人。誰用工資也換不來他們給自己做活的這種主人公態度！（第305頁）
這樣一種自發的、自治的合作，是在集體勞動中自發產生的。這讓我們想起了哈特和奈格里的“諸眾”。馬克思認為，小農在政治上的被動和消極正來自於他們在經濟生產上的相互隔絕。[25]哈特和奈格里進一步認為，克服這種隔絕的辦法就是溝通（communication）和社會化生產。通過溝通，“諸眾”能將多樣的差異的個體性組織並整合到共同的事業和目標中，成為自治的、自主的有機體，這種自治的機體中的成員並不是被動消極地服從於一個首腦的指揮，而是每個人都充滿了自覺意識，發揮各自的政治能動性。[26]而我們看到，在集體勞動中形成了這樣一種自我管理的諸眾——“梁生寶現在作為一個普通的勞動成員，任老四指揮著他，馮有義也指揮他，叫他把成捆的葛條拉扯開，送到人們需要的地方。”（第304頁）正是這樣的共同的勞動形式、共同的財產所有制，成為村社共同體形成的基礎，按照柳青在題記裡的話說，就是
“勞動把一村人團結起來”。終南山的砍竹子一幕，可以說是合作化的“元敘事”，它再現了原始公社（集體公有制）的情境，即，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人們不得不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自然和野獸，個人與集體互相倚賴、無法分割。這一條件與建國之初資本稀缺、生產工具落後的現實情況相呼應，由此，柳青說明了個體小農聯合起來的深層的政治經濟原因，以及“集體公有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合理性。
共同體的危機：集體積累問題
如果說在理念中，個體、集體、國家是同構的關係，那麼三者之間也同樣存在著一種潛在的緊張關係。在積累和消費上，如何平衡個人、集體、國家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合作化運動的現實難題。
合作社作為一個現代經濟體，是以“積累”為目標的。這也正是“創業”的題旨——積累財富。為此，合作社必須從每年的收入中，留出一定數量的公積金和公益金，公積金作為再生產的資本投入來年的擴大再生產，而公益金則用於贍養沒有勞動能力的社員（年老體弱者、殘疾人、軍屬等）。對這兩種公共積累的提取，意味著合作社每年收入有一部分不能以立即可見的形式直接返還到社員身上。甚至在合作社總產量增加的情況下，這種增加也未必直接反映到社員當年的個人收入上。王觀瀾1956年為江浙兩省農民算了一筆賬：1956年比1955年增產15%，但由於1956年要留出7%作為公積金，以及2.5%作為社務支出和社幹報酬，社員人均收入與1955年相比並沒有增加，而由於1956年多了附加稅，人均收入反比1955年下降了。[27]為了滿足擴大再生產（擴社、進入高級社）的要求，集體的公共積累和個人收入之間客觀上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公共財產積累得快了，就會影響社員的收入。社員入社是為了多打糧食，多分紅，多收入，改善生活。公共財產多了，收入少了，他的積極性就下降了，就很難持久。”[28]事實上，公益金、公積金比例過高和盲目投資，成為生產增加後社員收入未能普遍增加的主要原因。“扣除的公積金、公益金過多、盲目投資、成本過大，這是影響所有社員的收入普遍降低的因素。”[29]比如，1957年公積金的比例約為5%，而1958年大躍進時比例則躍升至15%-20%，佔純收入的25%-30%以上。[30]因此，當擴社導致個人收入下降時，農民的一個直接反應就是“主張不留和少留公積金”，甚至“主張把公積金分掉”。[31]
在小說中，互助組解體的危機，不是發生在人們貧窮的時候，而恰恰發生在人們拿到第一筆錢、可以投入生產的時候。拿到第一筆錢後的任老四，表現出了典型的小農心態，不願把這筆錢作為生產資金投入密植水稻的試驗性栽培中，而要用這筆錢來吃飽肚子：“啊呀，萬一稠稻子吃不美，這不是把幾十塊錢白塞到泥裡頭了嗎？”（第394頁）任老四要求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這裡體現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個人消費與集體積累之間的矛盾，也即“個人發家”和合作社的“集體創業”之間的矛盾，小農意識與社會化生產的矛盾。相比之下，生寶展現了另一種不同的態度，他“始終不搭手買地，說他的糧食準備著做來年互助組的生產投資呀”（第421頁）。社會化生產要求著長期規劃和前瞻的能力，要求農民克服短見，壓抑眼前的物質需求。而農民如果不具備這樣的意識，囿於短見，便會發生退社的危機。
第二重關係是集體與國家的關係。國家徵購過度是合作化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集體必須向國家上交一部分餘糧，這勢必減少集體的積累。然而，在柳青看來，集體與國家的利益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是統一的，國家提供的貸款、技術指導、醫療衛生事業扶持，開展的農田水利建設，是促進增產增收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小說中，區供銷社的貸款，縣委派的農技員普及扁蒲秧、教農民防治蟲害等，都是梁生寶互助組成功的關鍵。柳青本人在皇甫村工作，動員王家斌互助組向國家上交餘糧時，是這樣解釋的：
我只幫助他們算了一下他們的豐產賬：化學工廠製造的賽力散、硫酸銨和過磷酸鈣使他們多打了多少糧？農具工廠製造的解放式水車代替了清朝傳下來的老式木鬥水車，使他們多澆多少水，多打多少糧？組織起來集體使用勞動力使他們的莊稼多加了多少工，多打多少糧？而他們在沒有這些條件的時候只打多少糧？這些條件是誰給他們的呢？當他們的互助組發生散夥危險的時候，是誰派人來幫助他們呢？誰給他們準備了化學肥料和新式水車？誰派人來住在村裡給他們技術指導呢？會從吃了早飯開起，結束的時候已經點起了燈。他們明白了多餘的糧食是黨、政府和工人階級給他們的，現在要拿合理的價格收購，能不賣嗎？賣了的糧食將要變成更多的更便宜的化學肥料和新式農具，更多的更能幹的幹部和技術人員；這樣循環著變化，拖拉機開到村裡並不要好多年。[32]
在柳青看來，合作社向國家上交的餘糧，在未來會以更先進的技術、資金、人才的方式，返還到合作社身上，只是需要經過一個比較長的週期，因此必須忍耐眼前的暫時的物質短缺。就像任老四（個人）為了合作社的發展而放棄眼前的即時享受一樣，合作社也應為了建設更好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獻出糧食。 在這個問題上，柳青與毛澤東分享著同樣的“辯證法”。毛澤東曾就產品分配的問題發表議論，“應當強調艱苦奮鬥，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毛澤東強調的長遠利益、前途、遠景，顯然針對的是物質激勵不足的問題，同時針對的也是因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基礎設施建設上而造成的集體收入下降的問題。但是，他強調基礎設施建設的回報是長期的、間接的：“從一年、二年或者三年來看，花這麼多的勞動，糧食單位產品的價值當然很高，單用價值規律來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從長遠來看，糧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農業生產可以穩定增產。那末，每個單位產品的價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對糧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夠得到滿足。”[33]雖然在柳青設想的現代化遠景中，集體與國家的利益是統一的，但在當時的冷戰條件下，資金短缺、過度徵購成為了一個問題。杜潤生指出，在統購統銷中，實際出現了許多強迫命令和買“過頭糧”的現象，“有些年度實際上購了農民的部分口糧，而不是餘糧”，農民“感覺有多少餘糧，政府就要購走多少”。[34]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不高。
相比於柳青，趙樹理對於集體與國家兩種共同體之間的區別有著更清晰的認識。他說：“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雖然都是沒有階級剝削的公有制，但其內部結構性質不同，不能以相同的精神來領導。”[35]集體與國家的最大不同在於，集體直接負責著農民的生活，“在局部所有權尚未基本變動之前，集體所有制仍是他們集體內部生產、生活的最後負責者”，因此，集體與農民的衣食溫飽更為息息相關。[36]此外，國家對於農民來說是抽象的，因其本質是“想象的共同體”，故更多地停留在理念（即柳青所說的理想、精神）的範疇。而集體的土地（生產資料）和集體的勞動成果對於個人是具體可見、可觸摸的，這種具體可見的物質性，保證了農民對自己勞動產出的掌控感，是農民勞動積極性的重要保證。趙樹理反覆強調“物質”的重要性：“物資保證沒有，只憑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辛辛苦苦一年，過年過不成，那是說不過去的。你真是實實在在地搞，有東西在那裡，他看得見，他挨點餓也甘心，否則他就沒意思。”[37]而這種在小範圍村社共同體內部的“看得見”，也是農村群眾實行參與性民主、自我管理合作社的必要保證。“近幾年，對‘五風’頂得住的幹部，群眾真看到實效的，對集體還是關心的。比如有個村搞了林場，辦了學校，搞了抽水機，買了騾子、大車，群眾看見的還是關心的。有的大車出去五天沒回來，群眾也都打聽的。”[38]正因為如此，在“公社化”之後，在生產和分配問題上，趙樹理主張鄉一級的人民公社不要過多地干預生產的具體事務，而把生產經營權交還給村一級的生產隊。
除去個人積累、國家積累的潛在衝突之外，影響集體積累的還有幹部的貪汙問題，即社員多勞動所產出的成果轉化為了幹部私人的勞動成果。事實上，生產隊一級的幹部，在收了各生產小隊上交的糧食後，私藏一部分，向上級虛報、少報糧食，是整風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合作社存在的常見問題。據王任重在湖北麻城縣調查，“好多生產隊查起賬來，對不上口。宋阜公社抽生產隊的錢是77萬元，生產隊賬上卻有99萬元。拜效二隊，各小隊共交給生產隊24.8萬斤籽棉，生產隊的賬上卻只有19萬斤。張畈一隊，9個小隊和隊裡查對賬目的結果，出入很大，糧食差2.9萬斤，高粱差1100斤，花生差60斤，芝麻差500斤，黃豆差270斤，錢差幾百塊，生產隊的幹部普遍有貪汙行為，宋阜公社歧亭六隊24個幹部，有19人共貪汙2400元，5個沒有貪汙的都是不在家的。”[39]譚震林在湖南整頓農業社時發現，“目前農業社社員最關心的，也是社員、社幹之間造成矛盾的主要問題，是社的財務管理。許多社的帳目不公開。因此，社員對社幹引起了很大的懷疑，罵社幹是‘大肚子’，‘吃剝削飯’，‘吃冤枉飯’”。[40]雖然《創業史》中沒有觸及幹部貪汙的問題，但柳青寫的《狠透鐵》卻反映了這個問題。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後，柳青停下對《創業史》的寫作，寫了《狠透鐵》。在故事中，富農出身的水渠村生產隊長王以信，勾結副隊長王學禮、保管委員韓老六，在糧食入庫的時候支開大社監察委員，捏造假賬，瞞下了12石糧食，謊稱是為了向國家少交公糧、使生產隊多分糧食，實際上則據為己有。富農出身的王以信之所以能矇蔽村裡的大部分群眾，是因為他熟悉現代經濟事務，“會計劃、會辦事、會寫字、會算盤、會講話”[41]，而貧農出身的老隊長“狠透鐵”，因為文化水平不高，料理不了千頭萬緒的生產隊事務。這關係到文化領導權的問題——由於農民文化水平不高，不會算賬，上中農的舊有的文化領導權在合作社這一新共同體中沿襲了下來。柳青曾憂心忡忡地提到：“皇甫村有一個農業社建立起來以後，幾百戶人家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會計。”他還準備編寫掃盲三字經，讓農民學會一些農村常用字，起碼能看懂社裡公佈的賬目。他說：“如果社裡公佈帳目，社員都認不得，公佈有啥用？社裡民主管理怎麼能實現？”[42]在這裡，“幹部問題”成為了集體化成敗與否的關鍵，也成了柳青最關心的問題。農村基層幹部的道德品質，直接關係到了村社共同體是否重回“封建”的問題，這在80年代的小說中得到了更明顯的體現。
合作化的理想狀態，是個體、集體、國家同時增產。但是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三者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集體的積累面臨著潛在的多重困難：一是個體消費與集體積累（擴大再生產）的衝突，即只顧眼前物質利益的小農意識與要求前瞻規劃的社會化生產的衝突；二是集體積累與國家積累（賣餘糧）的衝突；三是集體成果被基層幹部私自佔有的危險。雖然，柳青在文本中呈現了三者之間的一種理想性的同構關係，但仍無法掩蓋三者在現實中的緊張關係。
結語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個體進入現代，即意味著對舊的共同體的脫離。中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人地不能分離，那麼在農民不離土地的情況下，如何在農村締造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共同體，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難題。柳青的《創業史》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理想的、紮根於鄉村社會的現代共同體——互助組，並全方位地刻畫了這一理想共同體的經濟、政治、文化特性。
以梁生寶為代表的農民被刻畫成具有內在深度、認同於超越性理念的現代主體，他們基於自願原則而聯合形成互助組（集體），因而是一個超越了舊有的血緣、地緣關係的，進入了現代（民族國家）歷史的現代政治體。柳青通過終南山砍竹子的一章，展現了個體聯合起來的自發性和內在動力，即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個體與集體的不可分割和緊密依賴，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集體公有制”和倫理上的“公心”。但是，個人、集體、國家之間並非是一種順暢的關係，而是潛藏著多重矛盾，包括個體積累與集體積累的危險，集體積累與國家積累的矛盾，以及幹部侵吞集體勞動果實的危險，這些成為了阻礙合作化的現實因素。柳青的《創業史》部分地再現了個人、集體、國家之間的這種矛盾，但是未能更深入地探究這種矛盾的深層次原因。今天，當新農村建設再度呼喚著我們重新整合分散的小農經濟、進行社會化生產時，重訪柳青的小說及當時的歷史材料，理解合作化的必然性和麵臨的困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走向未來。[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5頁。
[2]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7頁。
[3]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31-32頁。
[4]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6-18頁。
[5]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1963年8月號。
[6]何吉賢：《農村的“發現”和“湮沒”——20世紀中國文學視野中的農村》，《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年第2期。
[7]薩支山：《試論五十至七十年代“農村題材”長篇小說——以〈三里灣〉、〈山鄉鉅變〉、〈創業史〉為中心》，《文學評論》2001年第3期。
[8]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曉、陳維綱等譯，三聯書店，1992年，第79-82頁。
[9]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3、157頁。
[10]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第57頁。
[11]賀桂梅：《趙樹理文學與鄉土中國現代性》，北嶽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76頁。
[12]賀桂梅：《“總體性世界”的文學書寫：重讀〈創業史〉》，《文藝爭鳴》2018年第1期。
[13]毛澤東：《組織起來》，黃道霞、餘展、王西玉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7頁。
[14]參見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20頁。
[15]Naoki Sakai, “Subject and Substratum: On Japanese Imperial Nationalism”, Cultural Studies, vol. 14, no.3-4 （2000）: 462-530.
[16]孫曉忠：《當代文學中的“二流子”改造》，《文學評論》2010年第4期。
[17]Rosa Luxemburg, “The Dissolution of
Primitive Communism: From the Ancient Germans and the Incas to India, Russia, and Southern Africa, from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in Peter Audis and Kevin B. Anderson （eds.）,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p.79.
[18]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399頁。
[19]《中央批轉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報告》（1954年6月3日），《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192-196頁。
[20]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6頁。
[21]廖魯言：《關於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9-195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778頁。
[22]溫鐵軍：《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東方出版社，2013年，第5頁。
[23]約翰·洛克：《政府論》，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9-20頁。
[2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482頁。
[25]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7頁。
[26]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00.
[27]《中央轉發王觀瀾關於江、浙兩省農村情況的報告》，《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382頁。
[28]鄧子恢：《在全國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同上書，第139頁。
[29]《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收益分配問題的批示》，同上書，第160頁。
[30]《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全國農村部長會議的報告》，《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526頁。
[31]《天津市試辦一百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和經驗》，同上書，第375頁。
[32]柳青：《燈塔，照耀著我們吧！》，《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21-122頁。
[33]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127頁。
[34]《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第41頁。
[35]趙樹理：《高級農業合作社遺留給公社的幾個主要問題》，《趙樹理全集》第5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321頁。
[36]趙樹理：《寫給中央某負責同志的兩封信》，同上書，第324頁。
[37]趙樹理：《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趙樹理文集》第4卷，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1956頁。
[38]趙樹理：《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趙樹理文集》第4卷，第1955頁。
[39]《王任重給毛澤東的信》，《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547頁。
[40]《譚震林同志關於在湖南攸縣貫徹民主辦社和整風問題的報告》，同上書，第428頁。
[41]柳青：《狠透鐵》，《柳青文集》第4卷，184頁。
[42]蒙萬夫：《柳青傳略》，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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