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火到出圈的“红顶商人”，一是高阳先生妙笔生花，二是经济走高、捷报频传。为资本发声一时成了一件即叫好又叫座的差事；可从去年开始，雍容之气就日渐低迷，转到今年这世道已经称得上：风沙扑面，狼虎成群了。想来也到了可以聊聊“红顶商人”这个群体的时候了。
高阳先生——许晏骈
的作业要求以明清切题，思来想去最终打算从明清两朝的“官商”制度入手，借由《国富论》——‘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这一立论，和大家探讨“红顶商人”从明朝中叶到清朝末期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深远影响。
“官商”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和罗马，这种负责‘互通有无’的职业在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出现——毕竟只有奴隶主才有成为商人的实力。但相对于西欧社会，古代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较为平滑，奴隶主到私有制地主的过渡可谓转化水到渠成。“官商”制度自然也就这样遗传下来。
西汉时“官商”就获得了国家明文规定的企业编制，时任大汉官盐集团董事局主席罗裒就曾依靠食盐专营权，对地方干部曲阳、定陵侯进行利益输送；并利用保护伞大肆敛财，一时风头无两。到东汉时，更是出现了商人、地方官僚和地主三位一体兼并土地的神奇操作。
《汉书·货殖传》 ：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欺。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四百年后的唐朝，官商的形式更是花样百出。除了直接经营商业的官僚、贵族之外，还出现了拿政府预算做风险投资的“捉钱令史”；以及盐政专营的省级代理“官监商营”。 虽然初唐在法律上禁止商人入仕，然而商人还是可以通过“买官”这种高级形式获得副省部级的职称。
经济繁荣的宋朝和重用商人的元朝自不必说，到了明代，除了“官商”的发展，皇帝和藩王都开始兼营商业，出现了“皇商”、“王商”。主要的形式是开皇店、王店，并且把控商税、垄断贸易，通过暴力手段干涉资本市场运行。到朱厚照掌朝时，‘立皇帝’刘瑾甚至把他的连锁店开遍直隶，干起了强买强卖的勾当。
《明武宗实录》：“自逆瑾用事，创立皇店，内有 京城九门，外至张家湾、河西务等处，拦截高贾，横 敛多科，无籍之徒，恃势张威，私藏厚殖。
清朝后期，买办阶级、官僚资本等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官商形式的某种变体。被大家所熟知的盛宣怀、胡雪岩等“红顶商人”虽然都是从个体角度无可指摘，也为救亡图存贡献了力量；但趁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发战争财这种客观事实终归存在。所以在大众追捧他们的成功之余，不妨在从外置位审视一番，探讨“官商”这种经济政策对市场经济的深远影响。
在“官商合一”的商业制度下，为了维护国有资产，历代统治者不惜以严刑峻法打击私商。不说朱元璋这种热衷阶级斗争的同志，只谈明清两代成例。那也是：“判一百刑杖，最高折算三年有期徒刑；拒捕、抗法者死刑，立即执行。”
“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拘捕者斩”
对于私商群体来说，他们自然无力动摇这种历代相沿的传统政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独立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商业模式和蓝海市场。二是勾结官府，参与封建国家垄断经营的产业，与官府共同瓜分商业收益，俗称‘官商勾结’。
很显然，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后者是商人的最佳策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也是依托于官商经济的“庇荫”才得以发展。且从结果论上分析，在短期内，这种形式确实可以在商业发展中集中优势资源、降低成本，提升效益。
事实上，封建统治阶级青睐的“官商”经济政策，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甚至当事人获得的利益越大，对市场经济的阻滞作用就越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商人依赖以“官商”形式获得贸易保护，反而失去了商品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产权观念。在‘尊贵威尼斯共和国’戏耍康布雷同盟的时候；我们的正德皇帝还忙招标金水桥CBD工程呢。
康布雷同盟的最终赢家——威尼斯
但将赚来的大量财富投入对非生产领域（利益输送），而非扩大再生产，必将导致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停滞。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长三角的商人阶级所持有的商业资本已然数以亿计。而如此庞大的商业资本，理应成为商品经济近代化的庞大燃料，然而，诚如大家所知，商业资本的庞大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的近代化。
有“红顶商人”珠玉在前，官与商结合成为了后世商人的唯一选择；换言之，明清的官商制度亲手为本国的市场化进程铐上枷锁。这种依托于权力发展的官商经济模式，权力的要求分成也必然增多，而随着参与其中的商人越来越多，不仅将削弱任了商人个体的声量，还提高了与官僚沟通的准入门槛。人的贪欲本就永无止境，贿赂成本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攀升。
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
以原本有机会成为大清央行的晋商群体，和他们的龙头企业山西大得通票号为例。他们曾以极低的利率为清廷贷款，甚至包办了汇解《辛丑条约》各国战争赔款近四亿两白银的业务。在老佛爷跑路途中还送了张四十万两的加油卡。
别忘了亚当斯密曾经说过：“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哪怕这样的孝子贤孙仍然满足不了统治者的胃口，捐纳数额越来越高。川资不足要垫、发官旅费要垫。可随着清庭败仗连连，终于还是在风雨飘摇中随清王朝覆灭而破产消失。
当一个经济体蕴藏着创造潜能无法发挥时，当经济增长依赖政策导向却无力长期保持时；我们不应该追捧那朵‘郁金香’，反而应该更加关注制度本身。马克思早就告诫过世人：“只有劳动才能创价值！”
至于“红顶商人”的创业神话，还是离你我越远越好。
题外话：本人在谈及历史时一直有意回避国史，尤其是明清两朝。首先是二朝史料本就浩如烟海，创作冷门观点举证时交叉取证困难极大；其次是明清两朝高话题度的背后，隐藏着是谁为中国近现代落后世界负责的民族主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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