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吃食堂时，粮食欠收，平均每人每天吃二两七钱五，每人每天到食堂只领一个窝头，根本吃不饱。有的孩子领到窝头后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没等出食堂门口，一个窝头就吞下肚了。这时大人们将领到的窝头带回家，还需掺上苣荬菜、阳沟子菜、黄菜等能吃的各种野菜，用锅熬粥或蒸步拉（拨拉），即不能拿着吃，需盛在碗里用筷子往嘴里拨拉着吃。或用手将窝头掺水调成糊状，掺上野菜攥成菜团子，用锅蒸熟。熟后根本拿不起个来，需用双手捧着吃或用铲子铲到碗里用筷子拨拉着吃。那时上级倡导“多吃稀、少吃干”，连玉米苞（棒子苞）、玉米轴（棒子穰）、山芋秧子都磨成粉作为“代食”。那一年主要是涝灾，秋作物种不上，至八月份又连降大雨，此时地下水涨到和井一般平，挑水不用扁担，用手提即可。我村有“头伏萝卜”之说，应在七月份种，但到八月多才种上胡萝卜，因误了播种季节，根本不成熟。但有了嫩胡萝卜和萝卜缨子吃，人们度过了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农村部分有条件的青年纷纷进城务工，此时把这些人叫做盲流（即盲目流进城市），在城务工受歧视，被称为“臭盲流”。
1961年2月，开展“整风整社”，纠正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乱指挥风”及干部特殊化。7月中旬又连降大雨500多毫米，低洼地绝产，高地块也严重欠收。这一年，天不灭曹，人不该死，各块地里长满了马齿菜（马齿苋）、苣荬菜、黄菜、灰菜（白藜），人们就吃这些菜。冬天群众将黄菜打轧储存起来吃，名叫吃黄菜盘子，以此度日。由于没有粮食吃，人们便开始吃盐多喝水以抵饥饿，因缺乏营养，身体开始出现浮肿。这是自然灾害的第二年。
1962年1月，社员们纷纷报名去河南修岳城水库，原因是去修水库能吃饱饭，也能省些家中的食粮。由于连年受灾，生活困难，党中央非常关注，从上面调来了棉籽饼、花生饼、豆饼、木薯干、东北的甜菜榨子（群众称萝卜条），以上这些都可以吃。但调来的“狐狸豆”却不好吃，社员吃后上吐下泻，甚至会昏迷，人们把此叫做“迷糊豆”，按现在的科学说法叫做食物中毒。即使是这么难吃，但也得吃，不吃就会肚子咕咕地叫，饿得慌。春天未开冻，群众就到向阳的地方挖一种名叫“臭劈柴”的根吃；开春后，找“辣辣岗”，煮熟后，用凉水拔着，待去掉辣味方可食用。人们将谷秕子炒熟压碎后掺枣食用，名曰吃“枣糠”，这东西吃着好吃是甜的，但大便便不出来，人们只能用木棍往外剜抠。
为了生存，仁和村人纷纷下关东求生。虽然曾有上级调来食品救济，但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人们开始去天津用活鸡到小树林换麦麸子，一只鸡能换10斤麦麸。但车站查的很严，火车上不让带活物，必须用酒食将鸡喂醉，然后将鸡围在腰里，再穿肥大的衣服盖好方可。有个检票员名叫刘全路，很认真负责，一旦查出后，车票作废不准乘车。随后人们又去天津买盐，再去山东（这时党和国家给予支持，调闷罐车让群众乘车）开始到平原、禹城，后又延伸至章丘、泰安、肥城、曲阜、兖州、莱芜、济宁一带换地瓜干，将地瓜干在当地用碾子压碎扛着坐火车回家。在兖州车站张殿荣、杨振祥换的地瓜干因人多上不去车，见本队李恒兴在车上，就将地瓜干口袋扔上去，让其看着然后再上车，没等人上火车，车已开动。他们急忙找站长说明情况，站长很是同情，让他俩坐货车最后一节。到了沧州，地瓜干已无踪影。回家后，被父母责骂了一顿。没有吃的之下无奈再去天津买盐继续去山东换地瓜干。在滕县，张殿荣和高官屯李玉忠相遇，结伴换成后但被工商所查扣，他俩急得嚎啕大哭，央告工商所放还，哭诉家里一家老小三天揭不开锅了，就等地瓜干下锅呢。由此感动了工商所人员放行，他俩连声道谢后返回。以后又用盐去泰安换柿饼子、红果（酸里红）；去天津军粮城、小站一带换稻米糠（碾稻子余下的糠），里面有部分碎米，但可以糊口。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既没有吃的又没有烧的。如遇阴雨天，时常晚上不点火、不吃饭，群众俗称“暗宿”。另有吃咸盐喝水充饥，久之便得了浮肿病。或有的人身染疾病，无钱买药，别说缺乏营养，就连肚子都填不饱，有的人50余岁就离开了人世，类似情况不乏其人。（张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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