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到武汉工作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从来没想到这个在我眼里司空见惯的城市今年会以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引起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甚至可以说是恐惧。
记得去年12月份，刚开始出现肺炎患者的时候，在媒体上看到相关报道，那时的感觉就像是发现了几个感冒患者一样稀松平常。而且初期并没有出现人传人的说法更是将人们一颗提上来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进入一月中旬，类似病例增加了，外界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经常有外地的亲友打电话问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依然很轻松地告诉他们，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公司就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常青路，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不过一千米，我们依然在如常上下班呢，而且连口罩都没有戴。大家依然在按照惯例进行年底前的公司年会、各种聚餐、唱K等活动，在各种公众场合也看不出有任何异样。
后来有医疗机构发现病毒的传播源是野生动物，心中便咯噔一下，我们办公室几个同事还在前不久吃过一顿野猪肉呢。那是一个老家在大别山的同事家人动用了十几条猎犬在大山深处捕杀到的。我们边吃边听他聊着那次组织严密的猎杀行动中的各种趣闻，甚至对于那种飞苍走黄的猎人生活心生向往之情。
稍晚的时候，有专家指出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这时大家似乎才开始重视起来，戴口罩的越来越多，我才想起到办公室附近的一家药店买了几个口罩，还不是专门的医用口罩，这时已经涨到10块钱一个。
不过快临近放假了，这种紧张感被即将到来的春节长假冲淡了。我们原来预定全家都回湖南过年，女儿从杭州回湖南，我直接从武汉回去，我妻儿由一个朋友开我的车一起从深圳回去。但是那个朋友后来有事不能成行，妻子便决定留在深圳；女儿见状也不想回湖南了，直接从杭州回到了深圳家里。这样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湖南老家。
我是1月22日下午的高铁，到株洲西的时候是5点多钟，一路上带着口罩，憋闷得有点难受。一到株洲便摘下了口罩，顿时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感觉。回到大妹的家里，老父亲一早就在翘首盼望了。大家问起武汉的情况，我还是告诉他们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
但是第二天武汉宣布封城了，这个消息不管有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它在全国造成的冲击波是无与伦比的。从此，武汉和武汉人在大家心中逐渐地成了恐怖的代名词。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动了离开老家回到深圳的念头。虽然家人极力挽留，但我还是在大年三十下午坐高铁回到了深圳。
回到家里，学医的女儿便叫我查体温，一量38℃，顿时全家人都紧张起来。我见状便开车赶往市二医院，妻子跟着我一起。
到医院发热门诊量体温显示37.8℃，但是听说我是从武汉过来的，医生立马紧张起来，加上验血和CT检查有些问题，便要求我留院隔离。
在医院隔离期间，关于武汉和武汉肺炎的各种消息陡然多了起来：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日渐增多，世界其他国家陆续发现疑似和确诊病例，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升级，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和湖北的人数达到了6000人之多，武汉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正在动工兴建……
还有不少妖魔化或污名化武汉、湖北的段子、视频甚或是谣言一度甚嚣尘上，留在武汉的同事和朋友这时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公司有个同事一家三口（他、母亲和妻子）出现发热、咳嗽和肺部感染等症状，但是因为医院资源紧张，一直找不到医院接治，都有点自暴自弃了。“你回深圳是对的，要是留在武汉就完蛋了。”我另一个同事发微信给我说。看着自己所处的空空荡荡的单人病房，我还能说什么呢？
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些在封城前离开了武汉在外地旅游或者公干的武汉人，不断有一些武汉人在外到处流浪、无处安置的报道见诸媒体，至此，全国人民对于肺炎和武汉的恐惧已经无以复加了。
在医院隔离三天后，我回到了家里，在开车进小区的时候，保安大叔拦住了我，一脸警觉地问道：“你不是从武汉回来的吗？”我向他解释医院已经做过检测，没有问题，他才放行。
在老家医院上班的小妹打电话来，再三叮嘱还要在家自我隔离达到14天，要一个人住一间房，定时测体温，出去戴口罩，吃饭用公筷，碗筷要用开水消毒……等等，还给我开了一些药，我都一一照办。
我自忖经历了这场无妄之灾后，不仅是我，大多数人的心态甚至生活习惯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吧。比如我，打死也不会吃野生动物了，再也不会认为戴口罩是多此一举，再也不会认为抽烟是无足轻重的一件事，从外面进来必定会洗手，碗筷会用高温消毒，感冒发烧再也不会硬抗，锻炼身体一定会量力而行……
这种改变与其说是恐惧，毋宁说是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对规则的敬畏……。我想这才是这场灾难带给我们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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