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前169），西漢時期著名的開國將領、丞相。《史記》記載：“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無論是在追隨漢高祖起兵反秦的建國之初，還是在平定呂氏一族的叛亂，迎立文帝中，周勃都立下了赫赫戰功。然而，正是這樣一位於西漢政權建立、鞏固有著重大功勞的名將，其結局卻並不好，反而被誣陷謀反而下獄，在重金打點薄太后之弟薄昭後，方得太后出面說情釋放。他在獄中受盡了獄吏的凌辱，臨死也只得到了一個空爵位。
才能凡庸卻不思進取。從周勃的整個職位變化來看，其在西漢建國與平亂中所取得的戰功是其所具有的原始資本，也是最具說服力與震懾力的政治資本。因此，在劉邦為漢王時，周勃就官拜將軍，賜爵號威武侯，後升至太尉；待至平定諸呂之亂時，又因迎立劉恆為文帝而官拜“右丞相，食邑萬戶”。顯而易見，周勃善武，所以能在戰場上屢立奇功，但治理國家所需的是“文治”，即需要為官者懂得治理之道、輔佐之道。
然而，劉邦曾評價周勃“厚重少文”“為人木強敦厚”。這就意味著一旦周勃的職場從“征戰”轉為“治理”，其所具備的個人優勢就不復存在，想要持續立足、延續輝煌，就必須轉變思維，以強化個人管理能力、分析能力、適應能力為主要任務。否則，無論是在太尉之職還是丞相之位，終將因為無法勝任而被職場淘汰。果然，待其任丞相之時，漢文帝問及每年審理多少案件，周勃緊張得“汗出沾背，愧不能對”。鑑於個人的無能，後來只能“謝病請免相”。
功高震主卻不知收斂。雖然周勃在漢高祖時期官拜太尉和漢文帝時期位居丞相，所憑藉的都是戰功，但在統治者看來，“功”的性質大不相同。漢高祖時期，周勃作為高祖同鄉隨其起兵、共同奮戰，是追隨者，是部下，高祖賜其爵位乃是對其戰功的肯定與嘉獎，不存在功高震主之嫌。在平定呂氏之亂中，周勃卻是漢室政權的鞏固者與守護者，以武力滅諸呂后，不僅奪回了象徵皇權的天子璽、符，更將其親手獻給了時為代王的劉恆，即文帝。
這於漢文帝而言無疑是大恩，但天子璽、符假臣子之手而得，卻有違“皇位天命所授”，也有損皇帝權威。此時，周勃不僅是護主的功臣，更是“賜權者”，自然令文帝在感恩之餘更加忌憚周勃的“功高”是否“震主”。為樹立皇權的威望與威儀，漢文帝必然在後期更加重視自我聲望的提升，周勃想要保全自我、維繫功績，就必須避免與皇權的對峙，恭謹謙遜、收斂鋒芒，然其卻“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這就註定周勃必然在為官後期為皇帝所忌憚，為同僚所排擠。漢文帝在繼位三年後，就以率列侯就封地為名，免去周勃丞相之職，並驅使其離開長安，回到封地。
時移世易卻不懂變通。如果說周勃的“得”在於“尚戰”，那麼其後期的“失”則源於不知變通的“守功”。一則，將個人在不同時期所得之功簡單視為日後立業之基礎。殊不知，其對漢高祖的追隨、輔佐遠不同於文帝時期的“賜予”。平定呂氏之亂後，其本應避諱對皇權的威脅而主動遠離權力中心，再加上其並非擅長“文治”之官，示弱、讓賢、尊上方是自我立身之道、守功之策，但其始終秉持一貫作風，既沒有表現出對個人平凡能力的自省，更沒有洞察文帝的忌憚與防範之態。
這種認知上的不變通自然使得其很難徹底融入權力集團，雖官拜丞相，也只會是一時之事。二則，面對不同的君主，周勃並未深入分析其性格的差異、行事風格的不同，均以自我所擅長的態度而待之。在漢高祖時期，周勃的“訥言”被視為“木強敦厚”，因遠不同於韓信的“善謀略”而被高祖信賴，此時的“訥言”尚可被視為有益的個人特點；但待至漢文帝時，其“訥言”“少文”的個人特點所顯示的是個人的無能，所帶來的則是同僚的鄙視、君王的輕視，最終不得不“謝病”以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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