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前169），西汉时期著名的开国将领、丞相。《史记》记载：“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无论是在追随汉高祖起兵反秦的建国之初，还是在平定吕氏一族的叛乱，迎立文帝中，周勃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于西汉政权建立、巩固有着重大功劳的名将，其结局却并不好，反而被诬陷谋反而下狱，在重金打点薄太后之弟薄昭后，方得太后出面说情释放。他在狱中受尽了狱吏的凌辱，临死也只得到了一个空爵位。
才能凡庸却不思进取。从周勃的整个职位变化来看，其在西汉建国与平乱中所取得的战功是其所具有的原始资本，也是最具说服力与震慑力的政治资本。因此，在刘邦为汉王时，周勃就官拜将军，赐爵号威武侯，后升至太尉；待至平定诸吕之乱时，又因迎立刘恒为文帝而官拜“右丞相，食邑万户”。显而易见，周勃善武，所以能在战场上屡立奇功，但治理国家所需的是“文治”，即需要为官者懂得治理之道、辅佐之道。
然而，刘邦曾评价周勃“厚重少文”“为人木强敦厚”。这就意味着一旦周勃的职场从“征战”转为“治理”，其所具备的个人优势就不复存在，想要持续立足、延续辉煌，就必须转变思维，以强化个人管理能力、分析能力、适应能力为主要任务。否则，无论是在太尉之职还是丞相之位，终将因为无法胜任而被职场淘汰。果然，待其任丞相之时，汉文帝问及每年审理多少案件，周勃紧张得“汗出沾背，愧不能对”。鉴于个人的无能，后来只能“谢病请免相”。
功高震主却不知收敛。虽然周勃在汉高祖时期官拜太尉和汉文帝时期位居丞相，所凭借的都是战功，但在统治者看来，“功”的性质大不相同。汉高祖时期，周勃作为高祖同乡随其起兵、共同奋战，是追随者，是部下，高祖赐其爵位乃是对其战功的肯定与嘉奖，不存在功高震主之嫌。在平定吕氏之乱中，周勃却是汉室政权的巩固者与守护者，以武力灭诸吕后，不仅夺回了象征皇权的天子玺、符，更将其亲手献给了时为代王的刘恒，即文帝。
这于汉文帝而言无疑是大恩，但天子玺、符假臣子之手而得，却有违“皇位天命所授”，也有损皇帝权威。此时，周勃不仅是护主的功臣，更是“赐权者”，自然令文帝在感恩之余更加忌惮周勃的“功高”是否“震主”。为树立皇权的威望与威仪，汉文帝必然在后期更加重视自我声望的提升，周勃想要保全自我、维系功绩，就必须避免与皇权的对峙，恭谨谦逊、收敛锋芒，然其却“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这就注定周勃必然在为官后期为皇帝所忌惮，为同僚所排挤。汉文帝在继位三年后，就以率列侯就封地为名，免去周勃丞相之职，并驱使其离开长安，回到封地。
时移世易却不懂变通。如果说周勃的“得”在于“尚战”，那么其后期的“失”则源于不知变通的“守功”。一则，将个人在不同时期所得之功简单视为日后立业之基础。殊不知，其对汉高祖的追随、辅佐远不同于文帝时期的“赐予”。平定吕氏之乱后，其本应避讳对皇权的威胁而主动远离权力中心，再加上其并非擅长“文治”之官，示弱、让贤、尊上方是自我立身之道、守功之策，但其始终秉持一贯作风，既没有表现出对个人平凡能力的自省，更没有洞察文帝的忌惮与防范之态。
这种认知上的不变通自然使得其很难彻底融入权力集团，虽官拜丞相，也只会是一时之事。二则，面对不同的君主，周勃并未深入分析其性格的差异、行事风格的不同，均以自我所擅长的态度而待之。在汉高祖时期，周勃的“讷言”被视为“木强敦厚”，因远不同于韩信的“善谋略”而被高祖信赖，此时的“讷言”尚可被视为有益的个人特点；但待至汉文帝时，其“讷言”“少文”的个人特点所显示的是个人的无能，所带来的则是同僚的鄙视、君王的轻视，最终不得不“谢病”以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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