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讀漢朝賈誼《過秦論》，縱論秦國幾百年興亡得失，深入淺出，朗朗上口，回味無窮。
特別是裡面陳述東方六國的實力“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兵。
賈誼筆下東方六國人才濟濟，文臣武將極多，又有數倍於秦國的人口土地，怎麼會被秦國一統江山呢？秦國的強大倚靠誰人呢？
秦國自古就有招賢納士的傳統。春秋五霸秦穆公之所以能向東與強大的晉國、楚國爭霸，關鍵在於招來了晉國大夫百里奚等人。戰國時代從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秦國一連串人才的引進是後來崛起的關鍵。
商鞅、魏冉、張儀、范雎、蔡澤、李斯都是一時人傑，先後掌權。可以說秦國的崛起，軍事靠本土將領，內政外交的制定都是以外國人為主導。
打破堅冰的人是來自衛國的商鞅。這是一個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人。在他死去一千年、兩千年之後，他的思想依然吸引著後來者。歷朝歷代的變法（改革）都是在面對巨大壓力和反對中進行的。
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與兩千年後康有為“祖宗之法守祖宗之地，祖宗留下的土地都不保，僵化的守著祖宗之法何用”言論幾乎一模一樣。這種務實的治國方略使秦國迅速領先於山東六國，百十年裡就完成了對六國的收割。
首先，商鞅主張重農的經濟政策，打壓工商業。在兩千多年前，諸侯國之間戰爭不斷，要打仗就要有強大的後勤。動輒幾十萬人去前線，一走就是幾個月，沒有充足糧草供應簡直不可想象。先不說五百年後諸葛亮五出祁山，屢屢因為糧草不繼撤軍。就是變法幾十年後的長平之戰，前後打了將近三年，幾十萬秦軍陸續投入戰場，從來沒有發生糧草不濟的狀況。反倒是趙國很快就供應不足，一會去齊國買糧，一會催前線出戰。
可以說，長平之戰也是秦趙兩國綜合國力、後勤力量的比拼。所以重視農業生產才是維持社會穩定和對外擴張的基礎。即使到今天，全球化也好，互聯網經濟也好，中國十幾億人吃飯的問題永遠是頭等大事。
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強化中央政府權威。嚴刑峻法治國，這一點見仁見智，持異議的人不少。但是以結果論，法家治國思想適用於戰國時期紛亂的時局。
在東方六國誇誇其談時，秦國已經上下一心，迅速向巴蜀擴張了。至於秦朝二世而亡，更多的是統治者自身荒淫無道、聽信讒言導致。商鞅之法猶如一把利劍，在好人手裡發揮斬妖除魔的作用，在壞人手裡就成了血雨腥風了。
第三，商鞅主張強化軍事，積極進取。一直說秦人尚武，其實老百姓的習俗取決於是政府的引導。朝堂之上紙醉金迷，民間怎麼可能好勇鬥狠呢？反之，朝堂之上黃鐘大呂，民間也不會萎靡享樂。
商鞅最先規定了士兵以敵人的人頭數為獎勵標準，殺的敵人越多，得到的賞賜就越多，從低往高，獲得相應爵位。所以戰場之上，秦軍士兵無不奮力殺敵，割取對方人頭。秦國通過不斷的征戰培養了一大批從士卒到統帥的高級將領，白起、王翦這些一刀一槍的殺出來的將軍與六國那些貴族公子哥、少爺率領的軍隊作戰，未戰而高下立判。
商鞅之死，原因在宮廷內部鬥爭，並不是他的變法出了問題。否則商鞅死後，他制定的國策不可能被秦國五代君王堅持。更不可能有後來“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到了戰國末期，各國虛張聲勢組成聯軍，秦人只要打開函谷關出戰，“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這就是實力的差距。
商鞅死後80年，秦趙長平之戰，此時的秦國已經有了見誰滅誰的資本。再過30年，秦始皇以一年半滅一國的速度橫掃六國。這一切的起源，來自於商鞅與秦孝公那場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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