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國慶節，《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開始正式實施。各方媒體都高度評價這部法律，說它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民告官”的先例。然而，現在絕大部分國人卻不知道，早在一百多年前，晚清政府就已經在上海租界內與自己治下的子民對簿公堂。
鴉片戰爭後，強盜們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封閉已久的國門，《南京條約》讓整個中國沿海數個城市成為了通商口岸。上海城內也出現了國中之國的“租界”。租界裡的外國人帶來了一系列國人從未見過的商品，科技以及新思潮，更是帶來了中國從未有過的媒體——報紙。
這個時候，一個叫胡璋的人開辦了一份名叫《蘇報》的報紙。起初並沒有什麼特別，更因為內容不雅而被法租界處理過。後來幾經轉手，由陳範接手。改版後的《蘇報》更加接近當時的政治生活備受歡迎，迅速成長為當地比較有影響力的報紙。
當時的國內政局，清廷腐朽無能，列強虎視眈眈，強烈的危機感籠罩在每一個國人心頭。全國上下變革圖新的需求急劇增長。與此同時，清廷也開始對新事物保持鼓勵的態度。在學生群體中，思想更加激進，校方越打壓鬧得越兇。最終演變成了學潮。《蘇報》抓住這個機會，開辦了《學界風潮》專欄，連載學潮的發展和變化，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連蔡元培，章炳麟也為其撰稿。很快，《蘇報》便成長為當時學潮，愛國學社以及教育界的機關報。
起初，清廷對此還比較寬容。但是隨著革命思潮在民眾當中持續湧動，《蘇報》言辭越來越激烈，從最初的排滿發展到公開主張革命。
鄒容
章炳麟
1903年5月，《蘇報》介紹了兩個人及他們的著作。一是章炳麟及其著作《駁康有為政見書》，另一個就是日本留學歸來的革命者鄒容及其著作《革命軍》。這兩本書公開呼籲革命並迅速風靡，終於引起清廷的惶恐。按照清廷律法要被凌遲處死，但是報紙是在英租界地盤上辦理，清廷不敢派人去租界地盤抓人。但是放任不管對於朝廷顏面尊嚴又是極大的損害。
經過幾輪協商，列強終於同意清廷抓捕鄒容，章炳麟二人。章炳麟抱定“志在流血”的決心，慷慨赴死，而原本已逃走的鄒容聽聞章炳麟被捕，不願獨自逃走，又依然返回自首。列強們雖然同意抓人，但是案件必須在租界內審理，審判形式採用西方國家法庭形式。
於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幕出現了：堂堂大清王朝，在自己的國土上，和自己治下的子民對簿公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官民平等的法庭案件。
最終，章炳麟孵出來三年牢獄之災，而年僅20歲的年輕革命者鄒容則付出了寶貴的生命。蘇報案曾轟動一時，控辯雙方陳述自己的觀點，提交證據，而法官根據證據而非個人觀點來斷案，對於幾千年來習慣了官老爺一個人說了算的中國民眾來說，無疑帶來了進步的空氣，打破了皇權神聖的觀念。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案件審理，讓眾多革命黨人和媒體發現，租界內進行輿論宣傳，可以迴避清廷制裁，從此，租界成為了反清革命人士的大本營。
也許清廷想通過這種方式告訴民眾，朝廷有變法維新的決心，也在進行換政於民立憲的努力。只是可惜這樣的努力來得太晚。
《蘇報》俺，也成為了清王朝滅亡的最響亮的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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