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世人所熟知。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似乎是一個老學究，自己研究學問的同時再教幾個學生，順便收點補課費（束脩）。他又像一個推銷員，在各國推廣自己的產品。不過，這些產品不是實物，而是一些治國理念，活像今天知識付費類的網絡虛擬產品。雖說是推廣，但普通人卻消受不起這些產品，只有VIP客戶——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國君才是孔夫子的潛在目標。孔子費力去推廣這些產品，並不是為了錢：但凡有國君能試用一下，而且客戶體驗還不錯，孔子一定會倍感欣慰，莞爾一笑的。當然，也不能說孔夫子視錢為糞土，畢竟他老人家有言，如果能賺錢，自己當個城管也不是不可以的。
“富如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這句話出自《論語·述而》。所謂“執鞭之士”，據程樹德所撰之《論語集釋》引用《地官·司市》中“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這句話作解。楊伯峻《論語譯註》則直接譯為“市場守門卒”，其職權大體上類似今天的市場監督綜合執法人員。
孔子像
以上種種都只不過是人們的刻板印象罷了。其實，孔子也是多面的，他有許多身份並不被人們注意到。筆者近來讀書，發現孔夫子有時候很像電視臺裡時政欄目的特約評論員。他對於政事之評論，人物之臧否都可謂鞭辟入裡。現在就來看看孔子是如何評價管仲的。
在孔子的眼裡，管仲器量狹小，絕非大材。管仲主持齊國的政務，從百姓身上收取了大量的市租，而這些錢中的一部分到底進了誰的腰包，其中就有很多貓膩了。此外，管仲因人而設官，明明有些機構可以精簡合併，讓一人兼職即可，但是，管仲還是給手下的人每人安排了一個領薪水的職位。這樣做無疑會增加財政支出，降低行政效率。更為嚴重的是，管仲私下裡非常喜歡講排場，甚至常常在家中僭用國君的禮制，這在講尊卑的孔子看來，是一個很大的汙點。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引自《論語·八佾》）
管仲像
不過，儘管如此，面對於管仲的政績，孔子卻不吝溢美之詞。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引自《論語·憲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引自《論語·憲問》）
子路和子貢曾分別當著孔子的面質疑管仲的政治操守，認為他是反覆無常的不仁之人：公子糾被齊桓公殺死了，管仲不能像召忽那樣為舊主死節，反而投入了原來的政敵——齊桓公的懷抱。果然是新人勝舊人，正如《紅樓夢》裡說：“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孔子卻不認同這種評價體系，他肯定了管仲的尊王攘夷大業：在華夏文明體系內，試圖建立一種以齊國為主導的新的國際秩序；對於異族，則武力驅逐，防止“以夷變夏”，被異族文明同化。孔子的見解無疑是深刻的，春秋時代，周天子已缺乏政治號召力，諸侯之間互相攻伐，舊的政治秩序漸趨解體，而新的政治秩序尚待形成，新舊之間就出現了無秩序的空白。我們都知道有秩序總是好過無秩序。因此，孔子雖未必認同管仲提出的以齊國為主導的政治新秩序，但由於秩序本身能為百姓帶來福祉，孔子還是樂見其成的。
從評論的整體可以看出，孔子臧否人物能把私德從政治人物的政績中剝離出來。這種抓大放小的分析方法體現的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此外，孔子的政治評論著眼於民眾的福祉，如果政治人物能為普羅大眾帶來切實的利益，則他的功業就值得肯定。
試問，孔子怎麼會具有如此獨到的眼光呢？其實，仔細分析孔子的履歷，你會發現，孔子也是混過政治圈的人，曾官至魯國的司寇並代理國相。像孔子這樣深度參與一個諸侯國的中樞政治，這在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中是很少見的：老子只在周王室的圖書館當過小官（守藏室史）；莊子僅僅做過宋國的漆園吏，；孟子一生都在周遊列國；荀子到齊國當過大學校長（祭酒），到楚國當過蘭陵令；韓非雖然得到秦王的賞識卻沒能參政。只有法家的商鞅（在秦任大良造）和兵家的孫武（在吳國任將軍）在履歷上可以和孔子比一比。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引自《史記·孔子世家》）
四部叢刊本《史記》書影
據今人測算，春秋時期，魯國的領土面積大約有三萬平方公里，和今天的比利時大小差不多。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孔子的職權範圍相當於今天的比利時的代總理。
魯國領土範圍
比利時的領土範圍
魯定公十六年，孔子代理魯國國相，下車伊始，便以亂政之名誅殺少正卯，可見孔子是個有霹靂手段的人，絕非埋首故紙堆的老學究。
那麼，問題又來了，既然孔子有非常豐富的政治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為什麼還是四處碰壁，“累累若喪家之狗”？
原因有二：其一，孔子的政治理念不符合時代潮流。春秋時代，是一個無秩序的時代，因為舊秩序解體，新秩序尚在醞釀。孔子看到了無秩序的問題，但他開出的藥方是讓各諸侯國恢復到周代的舊秩序中，這無疑是退步的歷史觀。
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引自《論語·八佾》）
其二，孔子缺乏權謀和政治運作的手段，因此，他雖有政治才能卻不得其位。
孔子的這兩點不足，都被法家和縱橫家彌補了。
法家強調變革，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首先打破的就是因循舊俗。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夏殷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恃也。（引自《商君書》）
戰國時縱橫家張儀，為秦國四處奔走，進行政治遊說，助力秦國的統一。
毛澤東讀古籍的書批中直言“儒術偽耳”，肯定了縱橫家的政治運作能力
自漢武帝之後，封建統治者就更為聰明瞭。他們不再獨尊儒術，而多采用外儒內法，王霸結合的方法治國。對這一點，漢宣帝早已言明。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漢家者，太子也。”（引自《資治通鑑》）
太子勸宣帝任用儒生，宣帝不聽，並且一針見血地指出儒生好發議論，喜歡厚古薄今。可見，只有統攬全局的人才能看得更清楚。
作為政治評論員的孔夫子，能夠對紛亂的政局有清楚的認識，這是常人所難及的。不過，孔子面對病症所開的方子，明顯是藥力不足。
《論語集釋》 程樹德著
《論語譯註》 楊伯峻著
《史記》 司馬遷編著
《資治通鑑》 司馬光等編著
《商君書錐指》蔣禮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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