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世人所熟知。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似乎是一个老学究，自己研究学问的同时再教几个学生，顺便收点补课费（束脩）。他又像一个推销员，在各国推广自己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不是实物，而是一些治国理念，活像今天知识付费类的网络虚拟产品。虽说是推广，但普通人却消受不起这些产品，只有VIP客户——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才是孔夫子的潜在目标。孔子费力去推广这些产品，并不是为了钱：但凡有国君能试用一下，而且客户体验还不错，孔子一定会倍感欣慰，莞尔一笑的。当然，也不能说孔夫子视钱为粪土，毕竟他老人家有言，如果能赚钱，自己当个城管也不是不可以的。
“富如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所谓“执鞭之士”，据程树德所撰之《论语集释》引用《地官·司市》中“入则胥执鞭度守门”这句话作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则直接译为“市场守门卒”，其职权大体上类似今天的市场监督综合执法人员。
孔子像
以上种种都只不过是人们的刻板印象罢了。其实，孔子也是多面的，他有许多身份并不被人们注意到。笔者近来读书，发现孔夫子有时候很像电视台里时政栏目的特约评论员。他对于政事之评论，人物之臧否都可谓鞭辟入里。现在就来看看孔子是如何评价管仲的。
在孔子的眼里，管仲器量狭小，绝非大材。管仲主持齐国的政务，从百姓身上收取了大量的市租，而这些钱中的一部分到底进了谁的腰包，其中就有很多猫腻了。此外，管仲因人而设官，明明有些机构可以精简合并，让一人兼职即可，但是，管仲还是给手下的人每人安排了一个领薪水的职位。这样做无疑会增加财政支出，降低行政效率。更为严重的是，管仲私下里非常喜欢讲排场，甚至常常在家中僭用国君的礼制，这在讲尊卑的孔子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污点。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引自《论语·八佾》）
管仲像
不过，尽管如此，面对于管仲的政绩，孔子却不吝溢美之词。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引自《论语·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引自《论语·宪问》）
子路和子贡曾分别当着孔子的面质疑管仲的政治操守，认为他是反复无常的不仁之人：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死了，管仲不能像召忽那样为旧主死节，反而投入了原来的政敌——齐桓公的怀抱。果然是新人胜旧人，正如《红楼梦》里说：“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孔子却不认同这种评价体系，他肯定了管仲的尊王攘夷大业：在华夏文明体系内，试图建立一种以齐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对于异族，则武力驱逐，防止“以夷变夏”，被异族文明同化。孔子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春秋时代，周天子已缺乏政治号召力，诸侯之间互相攻伐，旧的政治秩序渐趋解体，而新的政治秩序尚待形成，新旧之间就出现了无秩序的空白。我们都知道有秩序总是好过无秩序。因此，孔子虽未必认同管仲提出的以齐国为主导的政治新秩序，但由于秩序本身能为百姓带来福祉，孔子还是乐见其成的。
从评论的整体可以看出，孔子臧否人物能把私德从政治人物的政绩中剥离出来。这种抓大放小的分析方法体现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此外，孔子的政治评论着眼于民众的福祉，如果政治人物能为普罗大众带来切实的利益，则他的功业就值得肯定。
试问，孔子怎么会具有如此独到的眼光呢？其实，仔细分析孔子的履历，你会发现，孔子也是混过政治圈的人，曾官至鲁国的司寇并代理国相。像孔子这样深度参与一个诸侯国的中枢政治，这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是很少见的：老子只在周王室的图书馆当过小官（守藏室史）；庄子仅仅做过宋国的漆园吏，；孟子一生都在周游列国；荀子到齐国当过大学校长（祭酒），到楚国当过兰陵令；韩非虽然得到秦王的赏识却没能参政。只有法家的商鞅（在秦任大良造）和兵家的孙武（在吴国任将军）在履历上可以和孔子比一比。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引自《史记·孔子世家》）
四部丛刊本《史记》书影
据今人测算，春秋时期，鲁国的领土面积大约有三万平方公里，和今天的比利时大小差不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孔子的职权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比利时的代总理。
鲁国领土范围
比利时的领土范围
鲁定公十六年，孔子代理鲁国国相，下车伊始，便以乱政之名诛杀少正卯，可见孔子是个有霹雳手段的人，绝非埋首故纸堆的老学究。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孔子有非常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为什么还是四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狗”？
原因有二：其一，孔子的政治理念不符合时代潮流。春秋时代，是一个无秩序的时代，因为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尚在酝酿。孔子看到了无秩序的问题，但他开出的药方是让各诸侯国恢复到周代的旧秩序中，这无疑是退步的历史观。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引自《论语·八佾》）
其二，孔子缺乏权谋和政治运作的手段，因此，他虽有政治才能却不得其位。
孔子的这两点不足，都被法家和纵横家弥补了。
法家强调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首先打破的就是因循旧俗。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恃也。（引自《商君书》）
战国时纵横家张仪，为秦国四处奔走，进行政治游说，助力秦国的统一。
毛泽东读古籍的书批中直言“儒术伪耳”，肯定了纵横家的政治运作能力
自汉武帝之后，封建统治者就更为聪明了。他们不再独尊儒术，而多采用外儒内法，王霸结合的方法治国。对这一点，汉宣帝早已言明。
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汉家者，太子也。”（引自《资治通鉴》）
太子劝宣帝任用儒生，宣帝不听，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儒生好发议论，喜欢厚古薄今。可见，只有统揽全局的人才能看得更清楚。
作为政治评论员的孔夫子，能够对纷乱的政局有清楚的认识，这是常人所难及的。不过，孔子面对病症所开的方子，明显是药力不足。
《论语集释》 程树德著
《论语译注》 杨伯峻著
《史记》 司马迁编著
《资治通鉴》 司马光等编著
《商君书锥指》蒋礼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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