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辛德勇、田餘慶兩位先生為代表的兩派，就武帝晚年政策導向，爭論不休。而爭論的核心問題，便是《資治通鑑》裡關於武帝晚年的記載。
《資治通鑑》記，徵和四年（前89年）三月，武帝言曰：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
漢武大帝
關於這段文字，辛德勇按圖索驥，考證其出自南朝宋人所編的《漢武故事》，乃“小說家言”，卒不可信，特別是這段話中，漢武帝自稱“所為狂悖”，縱觀歷史，幾乎沒有皇帝會說出這樣貶低自己的話，更何況是漢武帝這樣自信到有些自負的人。
辛德勇的考證很翔實，戾太子對“巫蠱”的責任基本已經坐實，而武帝晚年究竟有沒有向文治的轉變，則依然存在爭論。觀辛文，頗有為駁而駁的感覺，眼界略嫌不夠開闊。（其《製造漢武帝》書後，有於南京理工大學的演講，與餘秋雨《吾家小史》相類，如文人“夫子自道”般為自己辯駁，頗顯得氣度不夠）譬如，田先生以漢武帝、戾太子皆為偉大人物，只不過因為“路線”不同而站到了對立面（其實是“人民內部矛盾”）；而辛先生則以陰謀論揣度漢代諸人，專揪其鬼蜮之伎不放。
戾太子
比較辛德勇、田餘慶二先生的文章，田文雄闊，辛文精微，論考據則辛文差強，稱立論則田文遠勝。作為歷史學大師，田餘慶先生的立論，自是高遠宏深，不過在細節的考究上，也當參酌辛文。換言之，田先生更有一種系統思維，能夠更宏觀地去看當時的歷史，這一點，恐怕是當代絕少有的大師風範。
近讀田先生追憶北大前輩歷史學家的文章集，文采斐然，尤其是所作對聯，字字珠璣。而辛先生的文章，更適合當代年輕人，頗有自媒體的文風。
當然，讀歷史最重要的是以古鑑今，為未來指路。就這一方面而言，無論是田餘慶，還是辛德勇，都是立足當下，不愧史家風範。
辛德勇教授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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