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文章中，我曾經提及過宋高宗以莫須有的罪名誅殺了中興之臣岳飛，在他長達三十多年的統治時間內，雖然和北方的金國大大小小打了不少戰爭，總體上卻是失敗比較多，或者說，即使打勝了，也被宋高宗搞成戰敗了一樣。在他剛當皇帝的時期，由於靖康之恥的存在，百姓和官員對於金國充滿了仇恨，無奈之下，他只能高呼著大旗，奮起抗金，其實他已經被金人嚇破了膽子，若不是輿論使然，這個徹徹底底的投降派早就暴漏了。
隨著年歲的增加，以及金人越發的肆無忌憚，百姓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抗金運動”，宋高宗這個夢想著偏安一隅的投降派感覺到自己心力憔悴，將皇位傳給了自己的養子，宋孝宗趙昚，自己跑去做了太上皇，開始安享自己的晚年生活。
宋孝宗趙昚是北宋太祖趙匡胤的子孫，他擁有和自己的祖先一樣的熱血與激情，對於恢復到北宋時期的疆域極為渴望，甚至和宋太祖一樣，擁有統一中華的願望。作為一名與宋高宗完全相反的主戰派，在當太子時期便請求領兵征戰，若不是擔心宋高宗對其產生不信任而改變說辭，恐怕早已經被廢掉太子之位。
卓然的南渡諸帝之稱首——宋孝宗
即位之後，他一改宋高宗時期的頹廢之風，銳意進取，對前朝被冤殺的將領進行平反，逐漸為之前被罷免和流放的主戰派恢復名譽和官職，召回有名望的主戰派進入朝堂，處置前朝餘孽，積極備戰。
隆興元年五月，宋孝宗任命張浚為北伐主帥，率領十萬大軍浩浩蕩蕩的開赴北邊戰場，北伐初期，宋軍士氣旺盛，打了金軍一個措手不及，接連收復了些許失地，但在金軍重兵對峙反攻之下，宋軍將領在戰場上出現了嚴重的內訌，軍心渙散，以至慘敗而歸，被迫簽訂了比《紹興和議》稍微不怎麼屈辱的《隆興和議》。
志大才疏的隆興北伐主帥
這是宋孝宗一生唯一一次北伐戰爭，也是對他打擊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之後的宋孝宗失去了往日的朝氣，陶醉在“中外無事，偏安一隅”的昇平景象中，醉生夢死。
浩浩蕩蕩，準備的十分充分的“隆興北伐”為什麼僅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徹底失敗了呢？
後世曾點評宋高宗與宋孝宗兩朝，形容宋高宗時為有中興之將，卻無中興之主；在對宋孝宗一朝的形容恰恰相反，有中興之主卻無中興之將。
此雖然有些言過其實，但卻也符合當時的現狀，隆興北伐時期的主帥張浚，雖然是一位久經戰陣，且頗富才能的主戰派，但年歲已經很大了，且在政治上是十分不成熟的，宋高宗對其進行過簡短的評價，在我個人看來看是相當到位的：“張浚用兵，不獨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且其在宋孝宗面對朝堂內外重重外壓情況之下，無法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無法將主和派團結在宋孝宗身邊，只是一味的力勸孝宗北伐，最終迫使宋孝宗繞過樞密院直接下達作戰命令，幾乎造成了一個朝堂分裂的局面。
專注抗金三十九年的張浚
將帥失和幾乎是隆興北伐失敗的最直接原因，此次功勞當然應該歸屬於李顯忠與邵宏淵二人。
李顯忠此人與張浚一樣，是一個赤裸裸的主戰派，其對於抗金有著極其強烈的願望，且帶兵有方，軍紀嚴明，北伐初始，頗有戰功，深得百姓愛戴愛戴，但是此人缺點也是十分明顯，十分驕橫，完全不把對手放在眼裡，只知有進，不知有退，在他的思維世界裡，估計佯敗誘敵就是逃跑，迂迴敵後就是怯陣。
邵宏淵這個人，與李顯忠相比，無論是在人格品性上還是軍事謀略上都是相差萬里，他心胸狹窄，嫉善妒能，爭強好勝，所以在之後與李顯忠聯合作戰的時候，總是作壁上觀，看其成敗再出手。
宋軍中像邵宏淵這樣的人比比皆是，在金兵大軍壓境之下，李顯忠還沒來得及反抗呢，回頭一看，隊友全跑了，無奈之下，只得撤退，最終在苻離兵敗。
朝堂內外的主和派仍舊佔據主要位置，對宋孝宗北伐形成掣肘，尤其是宋高宗，雖然已經做了太上皇，但是依舊可以在朝堂內外發號施令，甚至可以提議任命主和派為宰相，在他一系列的迷之操作之下，主和派又一次的佔據了上風，甚至連勸宋孝宗恢復岳飛名譽的老師史浩也是十足的主和派代表。
積貧積弱，軍事實力孱弱是隆興北伐失敗的最根本原因。
宋高宗長時間的統治，已經讓南宋朝廷國弱民窮，老百姓過的日子並不好，怎麼能夠給朝廷提供有效的戰鬥力和後備力量，經濟衰弱，國庫空虛，後勤保障跟不上，倉促時間起兵，臨時打造軍備，再加上對金人長久的恐懼，戰鬥力可想而知。
南宋時期中華各國分佈圖
宋孝宗被迫簽訂了屈辱的《隆興和議》，並且對他未來的執政理念形成了致命打擊，使其不再言戰。但他依然可以稱為“南渡諸帝之首”，在他的手上，南宋朝廷政治清明，社會穩定，文化繁榮。
曰：若宋高宗不是退位之後又活了二十五年之久，若宋孝宗所遇對手不是金世宗那樣的明君，若朝堂內外不是張浚這種志大才疏的軍事將領，若宋孝宗廣積糧緩北伐，或許還有一絲機會恢復到北宋時期的疆域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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