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提及过宋高宗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了中兴之臣岳飞，在他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时间内，虽然和北方的金国大大小小打了不少战争，总体上却是失败比较多，或者说，即使打胜了，也被宋高宗搞成战败了一样。在他刚当皇帝的时期，由于靖康之耻的存在，百姓和官员对于金国充满了仇恨，无奈之下，他只能高呼着大旗，奋起抗金，其实他已经被金人吓破了胆子，若不是舆论使然，这个彻彻底底的投降派早就暴漏了。
随着年岁的增加，以及金人越发的肆无忌惮，百姓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抗金运动”，宋高宗这个梦想着偏安一隅的投降派感觉到自己心力憔悴，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养子，宋孝宗赵昚，自己跑去做了太上皇，开始安享自己的晚年生活。
宋孝宗赵昚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子孙，他拥有和自己的祖先一样的热血与激情，对于恢复到北宋时期的疆域极为渴望，甚至和宋太祖一样，拥有统一中华的愿望。作为一名与宋高宗完全相反的主战派，在当太子时期便请求领兵征战，若不是担心宋高宗对其产生不信任而改变说辞，恐怕早已经被废掉太子之位。
卓然的南渡诸帝之称首——宋孝宗
即位之后，他一改宋高宗时期的颓废之风，锐意进取，对前朝被冤杀的将领进行平反，逐渐为之前被罢免和流放的主战派恢复名誉和官职，召回有名望的主战派进入朝堂，处置前朝余孽，积极备战。
隆兴元年五月，宋孝宗任命张浚为北伐主帅，率领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开赴北边战场，北伐初期，宋军士气旺盛，打了金军一个措手不及，接连收复了些许失地，但在金军重兵对峙反攻之下，宋军将领在战场上出现了严重的内讧，军心涣散，以至惨败而归，被迫签订了比《绍兴和议》稍微不怎么屈辱的《隆兴和议》。
志大才疏的隆兴北伐主帅
这是宋孝宗一生唯一一次北伐战争，也是对他打击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之后的宋孝宗失去了往日的朝气，陶醉在“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中，醉生梦死。
浩浩荡荡，准备的十分充分的“隆兴北伐”为什么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彻底失败了呢？
后世曾点评宋高宗与宋孝宗两朝，形容宋高宗时为有中兴之将，却无中兴之主；在对宋孝宗一朝的形容恰恰相反，有中兴之主却无中兴之将。
此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却也符合当时的现状，隆兴北伐时期的主帅张浚，虽然是一位久经战阵，且颇富才能的主战派，但年岁已经很大了，且在政治上是十分不成熟的，宋高宗对其进行过简短的评价，在我个人看来看是相当到位的：“张浚用兵，不独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之师，其效可见矣。”且其在宋孝宗面对朝堂内外重重外压情况之下，无法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无法将主和派团结在宋孝宗身边，只是一味的力劝孝宗北伐，最终迫使宋孝宗绕过枢密院直接下达作战命令，几乎造成了一个朝堂分裂的局面。
专注抗金三十九年的张浚
将帅失和几乎是隆兴北伐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此次功劳当然应该归属于李显忠与邵宏渊二人。
李显忠此人与张浚一样，是一个赤裸裸的主战派，其对于抗金有着极其强烈的愿望，且带兵有方，军纪严明，北伐初始，颇有战功，深得百姓爱戴爱戴，但是此人缺点也是十分明显，十分骄横，完全不把对手放在眼里，只知有进，不知有退，在他的思维世界里，估计佯败诱敌就是逃跑，迂回敌后就是怯阵。
邵宏渊这个人，与李显忠相比，无论是在人格品性上还是军事谋略上都是相差万里，他心胸狭窄，嫉善妒能，争强好胜，所以在之后与李显忠联合作战的时候，总是作壁上观，看其成败再出手。
宋军中像邵宏渊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在金兵大军压境之下，李显忠还没来得及反抗呢，回头一看，队友全跑了，无奈之下，只得撤退，最终在苻离兵败。
朝堂内外的主和派仍旧占据主要位置，对宋孝宗北伐形成掣肘，尤其是宋高宗，虽然已经做了太上皇，但是依旧可以在朝堂内外发号施令，甚至可以提议任命主和派为宰相，在他一系列的迷之操作之下，主和派又一次的占据了上风，甚至连劝宋孝宗恢复岳飞名誉的老师史浩也是十足的主和派代表。
积贫积弱，军事实力孱弱是隆兴北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宋高宗长时间的统治，已经让南宋朝廷国弱民穷，老百姓过的日子并不好，怎么能够给朝廷提供有效的战斗力和后备力量，经济衰弱，国库空虚，后勤保障跟不上，仓促时间起兵，临时打造军备，再加上对金人长久的恐惧，战斗力可想而知。
南宋时期中华各国分布图
宋孝宗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并且对他未来的执政理念形成了致命打击，使其不再言战。但他依然可以称为“南渡诸帝之首”，在他的手上，南宋朝廷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文化繁荣。
曰：若宋高宗不是退位之后又活了二十五年之久，若宋孝宗所遇对手不是金世宗那样的明君，若朝堂内外不是张浚这种志大才疏的军事将领，若宋孝宗广积粮缓北伐，或许还有一丝机会恢复到北宋时期的疆域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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