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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部书：传世文献数它最早；传播历程中的大起大落很难找到第二部书可以和它相比拟；中国经学史上“今、古文之争”从它开始“且最纠纷难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作为封建时代政治教科书它又长期指引着后世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这部书就是《尚书》。
《尚书》——历史鉴戒意识的启蒙
文 | 姜建设
历史经验教训具有鉴戒作用，历史学于是摆在了一个崇高的位置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说《尚书》对于历史和历史学的定位推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平心而论，《尚书》还算不上十分成熟的历史学著作，它不过是一部上古时代的历史资料汇编而已，然而由于出现在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口述史学仍在流行，但文字史学已在萌动之中，后者显而易见是富有生命活力的东西——这就决定了这部史书的锦绣前程，奠定了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鼻祖地位。这部书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后世史学从《尚书》中获得了许多启迪和教益，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帝尧勤政爱民的故事开始，到秦穆公痛陈悔恨的誓词结束，《今文尚书》28篇述说了上古时代两千年间发生在东方大地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在漫长的两千年间。这块土地上到底发生了多少件事情，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楚。然而《尚书》只撷取了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启伐有虞、商汤灭夏盘庚迁股、武王伐纣、西周立国、周公东征、成王传位穆公悔过等社会生活片段，透过这些片段，使后人可以窥见上古时代社会发展的大体走势，因此我们说《尚书》是一部“上古史纲要”。
然而这又不是一般的“上古史纲要”，独特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与古代中国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按照传统说法，《今文尚书》28篇中属于“虞夏书”部分有4篇，《商书》部分5篇，《周书》部分19篇，约略透露出详近略远的编纂思想来。尽管这样编排出于无奈——由于文化事业不发达，上古时代的文献资料有限——但这项原则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事情。“详近略远”遂成为后世史书编纂的基本法则之一。通览“二十五史”可以发现，除了第一部著作《史记》之外哪一部不是作者那个时代的近代史乃至于当代史？这是“详近略远”原则的具体体现。直到今天，我们不是还在强调“厚今薄古”吗?
尧、舜、禹、汤、文武的圣王地位，在《今文尚书)28篇中是确定不移的，《今文尚书》28篇对他们极尽歌颂之能事。战国时代刮起了托古之风后，逐渐涌现出“三皇”“五帝”的名目，于是司马迁作《史记》就从《五帝本纪》写起。“三皇五帝”的说法由此正式确定下来，上古历史得到了系统的排比和整理，显得条理清晰可辨，从而也更加容易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伪古文尚书》以后，“三皇五帝至于今”的说法遂牢不可破，由此可见《尚书》的影响有多大。当然，在今天看来，三皇五帝只能算做传疑时代的人物，事迹中有许多内容是靠不住的，但“三皇五帝”说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是抹不去的。《尚书》成为一部标准意义上的“上古史纲要”。
周初诸诰强调历史鉴戒作用，号召全社会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由此营造出一个尊古崇古的社会氛围。这既是严峻现实压迫的结果，更是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发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这种“自然形成的不发达的状态......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股托古之风于是从这种文化氛围中平地卷起，这是春秋中期以后的事情。到战国时代，这股风遂越刮越猛，《淮南子·修务》篇这样描述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
先王们在这种众口传诵声中日益神圣起来，大谈先王一时间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这就是所谓的“托古之风”。战国诸子在立论时往往喜欢打着先王的旗号——“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墨家学派时常把“尧舜禹汤文武”挂在嘴边；庄子则奢谈黄帝、神农等，就是托古之风使然。在“托古之风”的吹拂下、倒退史观随之出现，并风靡于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历史观认为，社会发展呈现出下滑的态势，上古时代是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此后便开始下滑，春秋战国时代滑至了谷底。这是当时社会变革中产生的迷茫、痛苦和愤怒等情感交织起来后而出现的一种思想认识。这种思想认识自有其根据，因为地主阶级的改革不可能阳光普照。许多人免不了要承受社会变革的巨大阵痛。《尚书》中的“虞夏书”部分，特别是其中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篇，深受倒退史观的影响，处处流露出倒退史观的思想气息。换句话说，尽管我们也承认它们保存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历史传说资料，但这些篇章是在倒退史观的指导下写定的。
从《尧典》、《皋陶谟》和《禹贡》篇中可以看出来，虽然天下并不太平一一洪水泛滥、四凶捣乱， 搞得尧、舜、禹等人手忙脚乱，但总起来看，它毕竟还是一个美好时代。君主圣明，大臣良善。帝尧知人善任，选官得当，贤才各得其所；他勤劳民事，殚精竭虑，政事井井有条。帝舜也是一位品德高尚、天资超人的圣君。他即帝位后，认真选拔官员，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大禹则“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为治理洪水耗尽了心血。这是圣君们的所作所为。贤臣们的行为也不差。尧舜在位的时候，禹任司空，弃任后稷，契任司徒，皋陶作士，垂任共工。伯益任虞官，伯夷作秩宗，夔典乐，龙任纳言，这些人都是英俊之才。他们辅佐尧、舜。努力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从而使得政治十分清明。圣君贤佐治理下的社会秩序十分和谐。由于帝尧勤劳民事，他死之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君民之间已经达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因此，每当出现一个职位空缺时，被推荐者都要谦让一番，这与后世千方百计投机钻营的做法截然不同。在谦让的过程中形成了和谐，这种和谐甚至能把天人有机地融为一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尧典》）据说舜的乐官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尧典》)，“鸟兽跄跄。《箫韶》九成，风凰来仪”（《皋陶谟》)，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境界啊！
《尚书》中的这些文字，赋予倒退史观以形象和直观，尽管许多内容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因为上古时代并非如此美好，它也存在着种种艰辛与不和谐，但是这些文字一旦写定并在社会上传播开来，立即又为倒退史观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和论据，从而推动了倒退史观的传播。
总而言之，不管正面还是侧面，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尚书》从不同的角度向后世史学传递着自己的信息，显现出自己的存在。后世史学从不同层面上向《尚书》学习，认可了它的鼻祖地位，《尚书》从而成为传统史学不折不扣的样本和楷模。
《尚书》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教科书。经过大起大落之后，它早已回到了自己的本分上，但这部文化典籍对传统政治、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无论如何也是抹不去的。其袅袅余音，今天仍然依稀可辨。这中间有该听的，也有不该听的，历史学的责任之一就是帮助社会大众区分这该与不该。上面所做的这些阐释，目的就在这里。
文案 | 姜建设
整理 | 德音秩秩
部分文字、图片来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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