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北入侵
印度教中的七圣城之一马图拉（Mathura）相传是黑天神克里希那的出生地，它坐落在印度北部的亚穆纳河畔，地处新德里和阿格拉之间。这里在历史上曾是印度地方王朝的都城，如今是一座六十余万人的小城市。
在马图拉老城区的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两千年前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尊高大的红砂岩石雕尤其引人注目——这位身穿长袍、脚踏马靴的男性武士持大刀傲然挺立，虽然他的头部和手臂已经残缺，但依旧威风凛凛。
在雕像的长袍上，一行梵语铭文道出了这位武士的尊贵身份——
“大王、王中之王、天神之子”。
这一系列堪称浮夸的称号指向的正是印度史上最著名的大帝之一：迦腻色伽（Kanishka）。公元二世纪，他统治着从中亚到次大陆的温迪亚山脉之间的近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印度历史上最为“国际化”的王朝——贵霜帝国推上巅峰。
迦腻色伽统治下的帝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度，从前述雕像上的称颂铭文就可以一窥究竟——“大王”（maharaja）是印度传统中对首领的称谓，“王中之王” （rajatiraja）则明显是采纳了波斯帝王的称号，而“天神之子”（devaputra）更是被认为借鉴了中华帝国中的“天子”一词（后来，迦腻色伽的一位继任者甚至将罗马帝国领袖的头衔“凯撒”也加入自己的称号序列中）。最有趣的是，迦腻色伽并非上述任何一种文化的传人，而是出身于中亚游牧民族大月氏（此处“氏”的读音为zhī）。
据我国史籍《汉书·张骞传》等文献记载，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北方的匈奴部落崛起，西进攻击位于今天甘肃西部的月氏人，杀掉了月氏国王，将他的头盖骨当作酒杯来使用。失去家园的月氏人被迫往更西处迁徙，于是占领了天山附近赛卡人的地盘，赛卡人又只好向西南方向流亡。于是，一连串民族的迁徙最终引发了游牧民族对富饶南亚次大陆的入侵，他们在公元前二世纪之后的几百年里，陆续翻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的土地。
当时，这些西北入侵者所看到的，是孔雀帝国衰落后群龙无首的次大陆。
第一节 孔雀帝国的分崩离析
从中亚干燥的草原到次大陆东南部湿润的三角洲，数不清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转轮圣王”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一个庞大而纷杂的帝国。
超大型帝国的维系需要一位能力超群的领袖，最好是强主和圣贤的结合。而阿育王的子孙没能胜任这一重任。很快，西北印度河流域、西南的德干高原以及东南的羯陵伽等地的地方势力开始重新寻求独立，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陆续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
此后，摩揭陀地区（恒河平原东部，孔雀帝国本部所在，详见小史3.3）的势力持续衰落。公元前185年，在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检阅部队时，其部将普什牙米特拉·巽伽弑主自立，建立巽伽王朝。此时的国土较孔雀帝国鼎盛时期已减少了一半以上。
据说，与出身刹帝利（另一说为首陀罗）的孔雀帝国统治者不同，巽伽家族属于婆罗门祭司种姓，因此在掌权后做出了一些“拨乱反正”的举措，恢复了一部分婆罗门教的传统习俗，如举行盛大的马祭（阿育王明令禁止动物献祭）。而最早的毗湿奴派（后来印度教三大派之一）的铭文也出现在巽伽时期。在毗底沙的一颗石柱上写着一位外国使者对印度慈祥的维护之神（VASUDEVA）的郑重誓言：“谨遵通往天堂的三条道路：自制、慈善和觉悟”。
巽伽（SUNGA）帝国与百乘（SATAVAHANA）帝国
公元前73年，一位阴谋篡位的大臣，通过收买巽伽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的贴身女奴而将其杀害，并建立了短命的甘婆王朝。
甘婆王朝享国不到五十年，就在公元前28年被南方的百乘王国所灭。至此，孕育了印度第一个伟大帝国的摩揭陀地区一蹶不振，其五个世纪的辉煌宣告终结。印度的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西北地区（详见本章第二小节）。直到三百多年后，笈多王朝崛起，摩揭陀才再次成为印度的核心区域。
孔雀帝国灭亡后，百乘王国在南方的德干高原上崛起。其统治者自称属于婆罗门种姓，但其大多数国民很可能是接受了雅利安文化的达罗毗荼人。他们利用从恒河流域学习到的农业技术来开发次大陆中南部戈达瓦里河及克里希纳河畔的肥沃农田，并在摩揭陀势力衰落之际，效仿其帝国制度在德干高原上建立起一个新兴强国。
也许是控制国境内不服王化的森林部落的需要，百乘王朝极为注重自身的军事建设，地方大员皆由将领出任，同时保持着一只由10万步兵，2000骑兵和1000头战象组成的常备军。可观的军事实力帮助百乘王朝击破了摩揭陀的甘婆王朝，更在后来多次成功抗击西北方入侵者（如赛卡人）的战役中得到证明。
自公元前一世纪左右至公元后三世纪，这一长寿的王朝享国约四百年，才被伐迦陀迦王朝所取代（后者是笈多王朝的联姻盟友，详见第五章 黄金时代）。
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百乘王国时期的德干高原上出现了最早的佛教洞窟（属于小乘传统），如图中的阿旃陀石窟
第二节 西北民族的入侵
印度的西北地区是雅利安人“登陆”次大陆的第一站，也是印度本土王国抵抗亚历山大大帝入侵的前哨阵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充当着向次大陆输入新文化最主要的窗口。
公元前二世纪，不少中亚民族在生存压力下开始往南亚迁徙，而孔雀帝国的崩溃和塞琉古王朝的衰落，则如同打开了中亚通往次大陆的两侧闸门。因此，在数百年间，多批入侵者陆续涌入印度。而在外来新鲜血液和本土文化传统碰撞下的次大陆西北部，也成为了印度最先进而有活力的地区。
来自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希腊人本是塞琉古王朝的臣民。趁塞琉古衰落之际，他们宣布独立，并在公元前180年左右入侵印度，占领旁遮普地区，在当地建立起了印度-希腊王国。
这些希腊人给印度次大陆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其中最明显的是铸币工艺。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约一百多年），印度-希腊诸国王发行了许多种琳琅满目、精美绝伦的硬币，上面印有国王以及阿波罗、宙斯等的希腊神灵的肖像，为后来的印度铸币工业树立了典范。
在今巴基斯坦的北部发现的一枚印度-希腊王国银币，国王和宙斯神的肖像分别被铸在银币的正反面
在思想领域，印度人似乎反而成为了这些希腊入侵者的老师。这从印度-希腊国王中最著名的弥兰陀王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来。
这位强势的国王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征服了北印度的大片土地，向东直抵亚穆纳河畔的马图拉城。据说他也继承了希腊哲人的思辨传统，“聪明博通，事无不练”，自认为在知识方面也找不到对手。弥兰陀王曾迎请一位高僧龙军到自己的宫廷里，对佛教的各条教义一一发难，试图在道理上驳倒对方。谁知龙军轻而易举地将难题一一解答。最后，这位雄辩而自负的希腊君王也被佛法的智慧深深折服，决定皈依佛教。
著名佛教经典《弥兰陀王问经》，记载了与龙军的对话，此处节选其中第三十一问：“沙门爱惜自己的身体吗?”
王问龙军道：“沙门难道也会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吗?”
龙军说：“沙门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王说道：“假使沙门不爱自己的身体的话，为什么还要休息呢?睡觉还要安稳温软的床铺，饮食还想得到好吃的食物，自己保护照料自己，这是为了什么呢?”
龙军说：“王是否亲自参加过战斗呢?”
王说道：“参加过。”
龙军说：“在战斗的过程之中，曾经被刀刃、矛箭伤过没有呢?”
王说道：“我曾经狠狠地被刀刃所击中。”
龙军问王道：“对刀刃、矛箭的疮伤怎么办呢?”
王说道：“我用膏药棉絮包扎起来了。”
龙军问王道：“难道这是为了爱护疮伤本身，用膏药棉絮包扎起来吗?”
王说道：“我当然不是爱护疮疤本身了。”
龙军说：“若不是十分地爱惜疮疤的话，为什么用膏药棉絮包扎而保护起来呢?”
王说道：“我是想让疮伤早日痊愈罢了。”
龙军说道：“沙门也是这样，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即使吃饭暍水，心里并不以为美食而乐，也不把它们看作是好食物，只是要借此来资养色身，借假修真，践行佛教的经典与戒律，成就道业罢了。”
王说道：“说得好，说得好哇!”
弥兰陀王之后印度-希腊王国分裂成为多个小国，各小国之间争执不休，最后都被入侵的赛卡人所灭亡。
赛卡人本是活跃于今中国新疆到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受到月氏人的驱赶，不得已而南侵印度。在之后五百余年的时间里，赛卡人的各部落在从旁遮普到古吉拉特、从坎大哈（阿富汗西南部）到马图拉的广阔地域中建立了多个王国。其北部的领土在公元一世纪为贵霜帝国所占，而位于古吉拉特的赛卡王国则直到四世纪才被从恒河中游崛起的笈多帝国吞并。赛卡人是这一时期入侵印度的各民族中分布最广、享国时间最久的一支。
定居后的赛卡人也成为印度文化的坚定爱好者。实际上，印度最早使用纯梵语写就的铭文就是对古吉拉特的一位赛卡国王鲁德罗达曼（公元130-150年在位）的悼词。这篇悼词被刻在了朱纳加德地区的一块阿育王时代遗留下来的敕令巨石上。在阿育王对世人的劝导旁，这位赛卡国王的功绩被这样赞颂：“英明神武的鲁德罗达曼统治着整个马尔瓦地区……城镇和市场不再受到盗贼的侵扰，毒蛇和野兽也不再攻击农村”。
公元前后，来自伊朗高原的帕提亚人也在次大陆的西北角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地区王国。这一王国在印度历史上并不出名，但却见证了基督教传入印度的开端。基督教文献《圣多马行传》中记载，“印度之王”冈多伐尼斯接纳了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传教士圣多马进入本国传教。圣多马从北至南走完了整个次大陆，最终殁于南印度的金奈附近。
第三节 贵霜帝国与丝绸之路
公元一世纪早期，当帕提亚人、赛卡人和希腊人的余部还在相互征伐的时候，来自中国西域的新一波入侵者已经踏上征途。受匈奴压迫而西迁的游牧民族大月氏人，在一系列的战役中扫除了次大陆西北部的所有王国，建立起一个涵盖今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的庞大帝国。
贵霜（KUSHAN）帝国全盛图
贵霜本是大月氏五部之一，在统一其他部落后成为这一新兴帝国的国号。贵霜帝国最伟大的帝王迦腻色伽大约在公元二世纪之初即位，帝国在他的统治下达到极盛。迦腻色伽不仅战胜了盘踞在古吉拉特的赛卡人余部，甚至还一度攻陷恒河平原东部的华氏城。
巅峰之时，近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开伯尔山口（Kyper Pass）的“百花之城”白沙瓦被选为夏都，而亚穆纳河畔的印度教圣城马图拉则被定为冬都。
迦腻色伽，这位来自东方的征服者，和两百多年前来自西方的希腊国王弥兰陀一样，都成为了佛教忠实的支持者。
迦腻色伽在克什米尔召集了佛教的第四次结集，将小乘三藏经典的权威版本刻在铜板上，存放在一座特别建造的佛塔中。而大乘佛教（相比小乘，大乘更强调普度众生）兴起初期最重要的两位大师——《佛所行赞》的作者马鸣，以及在汉传佛教中被誉为“八宗共祖”的龙树——据说他们都曾被迦腻色伽请为座上宾。
后来中国的求法僧法显、玄奘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曾提到，在白沙瓦附近有一座由迦腻色迦主持建设的雄伟佛塔。根据他们的描述，该塔高度超过150米，上面布满了珠宝装饰，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虽然如今该塔已不复存在，但从考古学家发现的直径八十余米的塔基上，尚能想见大佛塔当时的雄伟辉煌。
在白沙瓦附近大佛塔塔基的遗址下发现的舍利盒，里面乘有佛陀的三根碎骨
贵霜帝国所发行的金币（其中一种）将这位崇信佛教的武勇帝王和摆着“无畏”手印的佛陀分别刻在了金币的正反面。迦腻色伽被佛教徒称为“四柱石”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阿育王、弥兰陀王和戒日王（详见第五章 黄金时代）。
小专题 佛教传入中国
据学者分析，希腊人和贵霜人大力支持佛教的原因之一是出于自身身份的考虑。显然，对于这些外来民族来说，更具包容性的佛教要比受到种姓制度羁绊的婆罗门教更有吸引力。而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东汉时期的中国。
从东汉到三国，第一批将佛经翻译成汉文的学者，大多来自安、支、康等姓氏，而这些姓氏则来源于当时活跃在印度北部和中亚地区的各民族，譬如“支”就是指贵霜人所属的月支。也就是说，佛教入华最积极的推动者，正是印度西北方的这些外来民族。
考古证据显示，早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次大陆就与两河流域和埃及有贸易往来。公元前的几百年里，希腊人建立的政权更进一步打通了印度经伊朗到欧洲的路线。而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国到印度的商路也从此畅通。一方面，印度的棉纺织品、宝石、香料等产品在欧洲大受欢迎，罗马对印度的贸易常年逆差，罗马史学家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每年都有至少5000万塞斯特斯金币流入印度”，以至于罗马曾颁布法令禁止输入印度的细棉布、胡椒和钢制品。
另一方面，贵霜帝国地处“丝绸之路”的中间位置，是中华帝国与波斯、罗马沟通的中转站，因此“通行费”收入也颇为丰厚。大量出土的罗马金币，证实了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繁荣。在帝国北部重镇巴格拉姆的贵霜遗址中，出土了印度的象牙背椅、中国的精美漆器、以及希腊的玻璃制品等花样繁多的消费品。而且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城市平民家庭，也常备有一些奢侈品。可以想象，那时充斥着各国商品的巴格拉姆集市，应该像是在举办一场国际博览会。
迦腻色伽去世之后的一百年里，贵霜帝国大致保持着强盛的势头，但在公元三世纪则明显开始衰落。帝国西北部地区被伊朗高原上新兴的萨珊帝国攻占。到了四世纪，贵霜人的残余领土则被北方游牧民族白匈奴人和恒河平原上崛起的笈多帝国所瓜分。贵霜帝国的灭亡，标志着约五百年的“西北入侵”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古典的“黄金时代”的开始。
据《后汉书·班梁列传》记载，贵霜帝国的一支远征军在龟兹附近（今新疆库车县）为中国将军班超所败，从此不敢东窥汉朝。图为贵霜骑兵想象图
结语：“黑暗时代”还是“最幸福的年代”？
印度的一些史学家常把孔雀帝国与笈多帝国（详见第五章）之间的五百年描绘成“黑暗时代”——统一帝国崩塌，地区王朝割据，多个外来民族从西北方轮番入侵，北印度大片地区陷落，而印度本土王朝则只得偏安一隅。这五百年（公元前二世纪初到公元四世纪初），既没有之前几百年伟大宗教或帝国的诞生，也不像之后的笈多王朝时期有灿若繁星的文艺作品。这段时期的历史夹在前后两个高峰之间，光芒似乎要黯淡得多。
但另一些史学家指出，一个生活在贵霜帝国时期次大陆西北部的城市居民，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光明和希望：伴随着悦耳的驼铃声，繁忙的商队带来远方的各种奇珍异宝，而自己手头上恰好有贩卖棉布得来的金币可供花销。他的生活远比祖辈更丰富多彩。
贵霜帝国发行的货币上印有佛教、印度教以及波斯、希腊乃至两河流域文明的神像，图为苏美尔月亮女神娜娜
尤其是在贵霜帝国鼎盛的一百余年里，在以北纬35度为轴线的亚欧大陆上，从黄河旁的洛阳到台伯河畔的罗马城，这时被贵霜、汉帝国、（波斯）安息帝国以及罗马帝国“手牵手”治理着，大部分地区都歌舞升平，商贸繁荣。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甚至评价说：“这也许是人类史上最幸福的年代”。
公元二世纪（大约为迦腻色伽时期）的亚欧大陆
不过笔者觉得，无论是强调“割据而成就小”的“黑暗时代”论调，还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最幸福年代”的说法，虽然都有其道理，但没有点出这五百年最为突出的时代精神。
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事实。一方面，外来统治者并没有试图摧毁印度本土文化，而是采取了积极融入的姿态：早期的国王多皈依佛教，后期的统治者则关注印度教，比如采用“婆苏提婆”（Vasudeva）这样纯正的印度名字，后更被纳入刹帝利种姓；另一方面，希腊人带来的犍陀罗艺术风格、赛卡人带来的马袍大靴也很受次大陆居民喜爱，成为了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另外，如黑天（Krishna）、湿婆这样明显受到达罗毗荼传统影响的神灵的崛起，也代表着印度本土的非雅利安传统不再是纯粹的受压迫者，而成功进入主流文化。
用希腊罗马的雕塑技法来表现印度人物的犍陀罗艺术风格，图为佛陀像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面对内外局势，印度人培养出了一种多民族、多种姓、多文化之间和平相处的能力，可以将无论是次大陆内部纷杂的民族文化，还是外来者的冲击，都纳入到一个各安其位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来。
这种能力包括用种姓制度吸纳新成员、以神话体系融合各传统，以及逐渐形成的一种“多元主义性格”。在之后的两千年里，印度文明的这种能力很有效地促进了次大陆内部各种文化传统的融合。而直到今日的印度共和国，“多元文化性格”仍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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