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屏案是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另类，它起源于退休官员彭家屏和夏邑县灾民的告御状 ，状告河南地方官在水灾面前无所作为，不顾百姓生死。
这本来是件士绅百姓向皇帝反映民生疾苦的事件，可最终却演变成了一件文字狱大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影视剧中的彭家屏
灾民告御状
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皇帝的第二次南巡之旅结束，启程返回京城。当皇帝的銮驾经过山东与江苏的交界处一个叫涧头集的地方时，皇帝突然听到了前方的喊冤声，他下令停住銮驾，命人上前打探。
果然，侍卫们带来了两个农民，他们手中拿着状纸，一望而知是告御状的。两人见了皇帝更加激动，大声的说出自己告御状的原因。
告御状
原来他们是河南夏邑县人士，夏邑县遭遇了严重的洪灾，百姓无家可归，然而父母官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和夏邑县令孙默无视百姓的疾苦，隐瞒灾情，老百姓是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来告御状。
退休官员彭家屏的举报
皇帝陷入了沉思，关于河南官员对水灾无动于衷，百姓流离失所的种种情况，他南巡到山东的时候，退休官员彭家屏已经给他举报过了。
影视剧中向乾隆汇报
彭家屏是前江苏布政使，退休之后在山东居住。乾隆向来对不喜欢彭家屏，更反感他作为已经退休的官员，干预地方公务的这种行为，皇帝并不信任彭家屏的“御状”。
所以乾隆做了两手打算，一手要求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和彭家屏一起实地查看河南受灾情况，共同向他汇报，另一手则派遣心腹员外郎观音保乔装打扮，深入河南夏邑微服私访，查明实情。
而对于此次告御状的两个灾民，乾隆的处理意见是，交给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命他认真审理。
灾民第二次告御状
刚刚过了两天，当皇帝的銮驾行至山东邹县之时，又有灾民喊冤叫屈，没想到还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问题，灾民是河南夏邑人，叫刘元德，状告自己的父母官在洪灾面前，不管百姓死活。
敏感多疑的乾隆皇帝顿时紧张了起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先有彭家屏的“御状”，后又接连有两起灾民告御状事件，恐怕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很有可能是彭家屏背后指挥，利用普通百姓干预地方公务，扳倒朝廷大员的阴谋。
于是皇帝先命人逮捕刘元德，认真审理。审理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原来刘元德是受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资助，这两人在背后指挥刘元德，让他告御状把县令孙默告倒。
乾隆对审理结果并不满意，他认为彭家屏一定和此案有关联，因此要求地方官员继续审理刘元德、并逮捕段昌绪和刘东震。
乾隆的处理决定
此时微服私访的观音保回来给乾隆汇报：河南夏邑县受灾确实非常严重，夏邑县令和河南巡抚毫无作为，百姓民不聊生，都活不下去了。
听到真相的乾隆默然良久，他知道必须严肃处理责任官员，才能够平民愤同时震慑官场不良之风。
影视剧中的乾隆
于是，乾隆做出了如下处理决定：
- 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充军，夏邑知县革职查办。
- 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以缙绅干预公务 。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三人，继续审理查办。
与此同时，乾隆还专门给河南百姓下了一道谕旨，意思就是说，这件案子的处理不是因为彭家屏的“御状”举报，也不是因为个别夏邑县“刁民”的告御状，而是我通过私访民情发现的。
这种事情要到此为止，以后如果谁敢效仿这几个告御状的“刁民”，必定会受到严惩。
解析乾隆对于几次告御状的严肃态度
乾隆朝，是封建王朝以来，对士绅百姓控制力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政治都是最强的一朝。
乾隆认为凡是要按照既有的纪律、规矩来办理，百姓有问题不能“越级反映”，更不能以“告御状”的形式来诉苦喊冤。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一层层的向上陈述问题，等待上级的解决。
“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督抚司道，昭布森列，自当据实陈诉，静听审理，何至无所控吁”？
在此案中，地方士绅彭家屏和普通百姓以“御状”的形式以下犯上，举报地方官员，干预地方公务的行为令乾隆皇帝十分警惕。
百姓敲鼓告状
因此，乾隆皇帝无论是对退休官员彭家屏还是两起告御状的灾民，都没有表现出历代明君“爱民如子”的态度，反而十分严厉。
告御状的结局-演变成了文字狱
告御状这个事情到此本该结束了，没想到夏邑县令孙默求生欲太强了，不甘心被革职查办。孙默接下里的一系列操作完全让案件性质发生了改变。
孙默亲自带领人马，把段昌绪的家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找到了段涉及其他案件的有利证据：“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孙默如获至宝，马上汇报给巡抚图勒炳阿，图勒炳阿又马上汇报给皇帝。
这是反清大案啊！乾隆皇帝非常重视，果断作出了决定：
- 图勒炳阿与孙默是有能力的，能够发现并侦破如此反清大案，是有功之人，暂且不必革职，保留原官职。
- 派遣钦差大臣方观承查处此案，并前往彭家屏处抄家，以检查其中的关联。
终于乾隆皇帝还是要秋后算账了，把这桩“无中生有”的文字狱要引到彭家屏身上，同时整治告御状的那些刁民。
文字狱
果不其然，事情完全印证了乾隆的“英明论断”，彭家屏却与“告御状”和“反清大案”有直接的关联 。
彭家屏稀里糊涂的背锅了，最后落得个赐自尽的结局，而段昌绪这个告御状的始作俑者则被判处斩立决。
结语
乾隆时期，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口爆炸性增长，民众特别是底层百姓遇到的经济纠纷和冲突日益增多。
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要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而在封建社会，当正常的申诉渠道失灵时，蒙冤的百姓往往会选择直达天听。即以“告御状”的形式向皇帝诉苦喊冤，以期得到最高层的帮助。
乾隆皇帝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是警惕的，他担忧如果百姓以“告御状”的行为一旦成功，就会给全国带来示范效应，难保帝国其他地方的“刁民”不会照猫画虎，有样学样。这种“以下犯上”的歪风习气就会蔓延全国 ，帝国的纲常纪律就会受到严峻的考验。
在乾隆看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旦出现了类似的苗头，就要坚决的铲除，彭家屏案就是典型的案例，即使彭家屏从法理上是冤枉的，但是作为地方士绅干预地方公务，这就触犯了乾隆的红线，必须千方百计的予以清除。
同理，即使灾民反映的是实情，但是方式方法是错误的，也不会给以同情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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