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港市，为辽宁省辖县级市，由丹东市代管。
此地位于辽宁省东南部，东隔鸭绿江同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相望，是中国海岸线上最北端的县级市。
东港市原名东沟县，1993年立市时更名，市名源自大东港港口。
大东港坐落在中朝易河鸭绿江入海口处，如果在这里修建一座美人鱼的雕像，不知道是不是有丹麦的模样。
为什么有这种遐想呢，因为这里有一位丹麦人，让东港人念念不忘。
聂乐信的名字在东港家喻户晓，她的故国丹麦人可能都不知道她是谁，她在故乡没有留下任何人生轨迹。
聂乐信原名艾伦·聂乐希恩，中文名字“聂乐信”，取的是聂乐希恩的音译。
1871 年7 月，聂乐信出生在安徒生的故乡——丹麦，父亲是基督徒，她出生后即受洗皈依耶稣基督。
从现在留存的影像照片来看，聂乐信身材健壮，目光坚毅，神情端肃。
1896 年，聂乐信受丹麦基督教传导协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她先在北京学习两年汉语。1898 年11 月15 日来到东沟的孤山镇。
聂乐信来到中国的时代，正值清朝末年，八国联军即将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也即将率光绪皇帝到山西逃难。
她定居东沟后，又赶上军阀混战，总之这是中国社会最糟糕的时代。
天下纷乱，暴民四起，民生毫无保障。东沟街头常有乞讨而死的尸骨，弃婴更是常年不绝。婴儿死亡率极高，山坡上经常升起焚烧死婴的烟雾。
讲东北历史，怎么都绕不开阎宝航。
阎宝航是中共情报战线最出色的国际战略情报专家。二战时期，他获取了有关德国闪击原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和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设防部署等三大国际战略情报，并先后供给战时盟国苏联和美国，被誉为中国的“左尔格”。
阎宝航曾受聘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他即将出国求学时，曾通过基督教会将妻女托付给聂乐信，她们在孤山聂乐信身边有过短暂的居留，时间是1925 年夏天。
这个时候的，孤儿院里流行了皮肤传染病。为了隔离，孩子们被安置到一个闲置不用的两间食堂的外间屋。阎宝航夫人高素，是这个家庭“招待所”的“所长”兼“炊事员”。
后来，这位夫人去了重庆红岩村，周恩来总理多次称赞高素“这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聂乐信就在这样的社会景况中开始了东港岁月。她首先致力于办学和救济贫民，在孤山古镇办起了崇政女子小学和崇政贫民救济所，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儿，收留处于社会最底层无家可归的妇女。
当时，东港凡是鰥寡孤独，只要没饭吃活不下去的，都来找聂乐信，聂乐信都毫不迟疑地接受。
聂乐信身边的贫民越来越多，最多时有三四百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聂乐信却安然笃定，对投奔而来的贫民做着有条不紊的安排。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聂乐信简朴而勤奋：“她个子很高，走路很快，手里经常拿着活计，不停地干着。就是在做小礼拜时，她也不停地编织些活计，很少看到她闲着。她装束简朴，脚上经常穿一双布鞋。她住的屋子无什么陈设，只有一张床。”
聂乐信让手快的织花边儿、织台布，体格好的上山放茧、种地、养奶牛、养鸡，产出的牛奶和鸡蛋，给弃婴和贫病交加的老人吃。
后来，聂乐信的花边儿工厂和养牛养茧种地也支撑不了庞大的开销了，她想买点田产以便养活更多的人，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置业，聂乐信便加入了中国籍。
她入中国籍的那天，东港社会各界都来庆贺，有商家还吹吹打打送来了匾额，聂乐信也满脸喜色，按当地风俗摆了好几桌酒席。
1947 年，东港成立了人民政府。孤山教堂的丹麦人都回了国，聂乐信却执意不走。
土改中，聂乐信置的一百多亩地和两百多间房产都分给了穷人，当地政府给聂乐信留下了足够晚年生活的一座小楼、一些田产，责成教友王成仁照顾聂乐信的生活。
聂乐信又创办的崇政女校，不但开启民智，还拯救了许多弃婴和孤儿，使她们成年后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
聂乐信收养的孤儿姜宝珍，其在崇政女校毕业后，聂乐信又供她读了大学，姜宝珍毕业后回孤山镇报效母校，担任了崇政女校校长。
解放后，崇政女校成为了闻名全国的孤山中学，郭沫若为这所学校题写了校名，至今郭老的手泽还镌刻在学校门前。
聂乐信从丹麦移植到大孤山的杏树已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孤山杏梅”成了这方水土独有的特产。远近闻名曾有移栽，所得皆不及孤山原产杏梅。
孤山杏梅色泽橙黄甜蜜，最大的像桃子一般大小。每年夏天邻近各县都有孤山杏梅出售，据说多为赝品，真正的孤山杏梅少而弥珍。
1960 年夏天，聂乐信在孤山古镇去世，终身未嫁。临终前，她要求死后埋在大孤山脚下。
自聂乐信二十八岁骑着大马来到孤山，至九十岁耄耋去世，聂乐信总计在孤山生活了六十余年。
聂乐信的名字已经和东港融为了一体。至今，这里还留有她太多的念想：三育堂，孤山杏梅，被她拯救的孤儿寡母……每到春天，聂乐信从丹麦移植的杏梅花儿就开了。
这就是聂乐信，一位来自丹麦的非童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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