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明《序跋集》之五
囗李学明
上面，我把我的中学老师分为三类：
被戴上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叫“坏”老师。
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教师，包括解放后调干读大学的张骥伯老师，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叫“问题老师”。
解放后从大学毕业来校的，是青年老师。
我一一列举这些老师的际遇，是想说，在那个年代，他们做人难、为师难。一进校，我们看到1957年那场运动的大字报，我们就闻到了老师斗争的火药味。1958年的三面红旗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我在中学的六年，这些运动在老师中进行着，详情一点不知，偶尔从教师食堂门前走过，听到过措词激烈的发言，那是叫“运动”。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运动，所有教师都饱受折腾。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对运动逐渐习惯了。他们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走上三尺讲台，这时才恢复了人的尊严，有了生气，倾情向这些青年学子传授知识。他们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浇灌这些祖国的花朵。虽然，他们在无休止的运动中郁闷，但教学并快乐着。这就是我们脑子里留下的三汇中学老师的印象。
中学语文课韩愈的《师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感也”。我以为，老师是最无私的，他总是想把自己的知识，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学生，生怕有什么遗漏；他也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
我的中学所有老师都是这样的人，每一位老师都值得我敬重。当然，“人非圣贤，敦能无过？”人无完人，都有缺点。但是，我们作为学生，对于老师，只能是敬其所长，恕其所短。何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永远是老师，师恩不忘。
三、校园
这是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校园图。
用个“四三二一”来概括吧。
四周是田园。
学校的四周，是田野和村庄。两里外的渡江街，只是一条独街，人不多。汇东乡北坝村的四个生产队，把三汇中学围了起来。后来，有两个生产队划为三汇镇蔬菜队。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学校建在农村，使三汇中学具有浓浓的乡村特色。
学校建在农村，远离城市的喧器，十分安静。安静好读书，这是今天城市学生的呼唤。我们当年就享受过这份静谧。
三江汇合处。
三汇中学之得名，是由州河、巴河汇合成渠江、三江汇合而得名。水文化，滋养着学子。涨水了，看水涨水落，三江水流去。来船队了，看货畅其流，“财源茂盛达三江”。我们生长在水边，大都学会了游泳，在水里取得了一点自由，“浪遏飞舟”。
眺望两山峰。
州河左岸的白蜡坪，右岸的牛奶尖，是川陕苏区时的战场，许世友上将在这里打过仗。两山对峙，隔河相望，这也是一道风景。早晨，站在学校的任何地方，向东望去，都可以看见一轮朝日，冉冉升起，放射出万丈霞光。两山之间的山峡，直达通州（达县）。学子们年年岁岁，在这里看日出日落。
隔河一小镇。
三江汇合成好大一条江，江面宽阔，江水深绿。河那边是三汇镇，著名的古镇，号称“小重庆”。小时候，我们就会唱儿歌“三月十八亭子会，邀邀约约赶三汇”。三汇彩亭已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名录”，成为国之瑰宝。三月十八日抬亭子，火了一年又一年，达县的龙会乡、木头乡，大竹的柏林乡，十里八乡都来赶三汇场，物质、文化都在这里交融，使三汇有丰厚的文化。三汇彩亭成为渠县 、达州的文化名片。
彩亭抬了一年又一年，同学们看了一年又一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吸收着彩亭、三江的文化元素。
三汇镇是四川四大名镇之一，镇上的工厂远远超过渠县城。求精锅厂、求精酒厂、三汇铁厂、三汇醋厂、三汇造船厂、三汇火柴厂、三汇粮库（国家粮库）、三汇五金厂，加上三汇有三江六码头（菜码头、煤码头、水码头、花码头、窑码头等等）。木船儿上从达州、巴中，直下渝州。一个3万人的小镇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同学们在小镇上品味早期工业文明的气息，接受水文化的滋养。
小镇的红色文化，也可圈可点。30年代川陕苏区，渠县、三汇是红军的根据地，山山水水都有红军的足迹。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少将，早在20年代就在三汇镇小学教书，进行地下党的活动。40年代，熊扬、胡春浦在这里搞地下党，参议长杨达纲积极掩护、支持熊、胡的革命活动。解放后，熊、胡二人任过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杨达纲调民盟省委工作，我曾多次去看望他。
小镇与中学一河相隔，同学们要过河去，必须花1分钱买竹牌子。去来两分钱，那时不是个小数字，两分钱可以买一个锅魁、一碗稀饭，2斤红苕。老实说，我在上中学期间，两分钱阻隔了我与小镇的接触。除了河街外，其它街道都不太熟悉。然而我还是时时感受着小镇的气息。
校园里的教室门前，长长的一排万年青，四季青翠。花园里，四时有花。一到秋天，黄菊一朵朵，散发出幽香，我摘下几朵，夹在书里，制成菊花标本，保存了好久。含羞草真有点害羞，用手轻轻一碰，叶片顿时合陇，令我好生奇怪。
三汇中学的校园，让我们生活在田园风光里。
我不写诗，一生却在寻觅带有那么一点儿哲思和诗意的人生，或许发端于此，这里的田野、村庄、江河、山川。
四、勤工俭学
中学的劳动很多，成为一门功课。
那时给劳动取了一个时尚的名词，叫勤工俭学，列入了课程表。或许是来源于上一个世纪初叶，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留学法国勤工俭学。
每周有两个、三个半天勤工俭学。
种蔬菜。在校园内每个班都有蔬菜地，从播种到收获，全由学生自己管理。种莲花白、白菜，全用大粪。我们光着脚板进菜地劳动，地太肥了，脚上长肥气疙瘩，其痒无比，脚都抠出血了。
割猪草。学校养猪，可以改善伙食。我们到附近农田里割猪草，有时到两三里的地方。有鹅茵草、油菜叶、鱼鳅串之类。哪些猪肯吃，猪不尝，个个同学都能鉴别。
挑煤炭。大致是到两个地方。一是经汇东乡乡公所、拱背桥，到曾家沟挑煤炭。二是到州河山里边的郑家山挑煤炭。每条路线都有二十多里山路，早出晚归。午餐是学校提供的一钵饭，在回来的路上吃。所有同学都有挑煤炭的经历，印象深的，是去郑家山。大雨中，同学们大多是打赤脚板，踩在石子路上，脚底划出口子，鲜血直流，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即使穿草鞋的同学，雨水一泡，草鞋很快就磨破了脚跟，只好打赤脚了。熊光政告诉我，他的脚底划了一条深的口子，至今还有老茧，每个月要去修一次脚。
打赤脚，挑扁担，背背篼，是所有同学的经历。劳动时打赤脚，平时上课也打赤脚者不在少数。每逢大年初一穿一双新布鞋，一年一双。为了保护这双布鞋，落雨天不穿，劳动时不穿。男同学如此，女同学也这样。有的女同学打赤脚上大学，成为城里人的笑谈。
扛木板。大同学从义和大山上去砍树，体力活重。高六一级的李长春、张光治、龚兴仪就给我们讲过山上砍树的艰苦。我们小同学就到五十里地外的涌兴区扛木板，经三叉溪、石佛乡、王巴沟回校。
抬粮食。离学校五百多米的地方，是国家粮库。前些年才知道，民国时期这里是军粮站。卢锡武是我的朋友，他三四岁到七岁，在这里长大。40年代，他的父亲曾在这里任站长。卢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们在这里抬粮食最多，从站到河边，或抬上坡，或抬下坡。一大麻袋150斤，三个同学抬，上坡时前面一个人，后面两个人。下坡时，前面两个人，后面一个人，呈丁字型。还有一个王巴沟粮站，在河那边，要过河。不过，在王巴沟粮站抬粮食，有一个好处，可以在那里买糠饼子。细糠内有碎米，既充饥味又美。今天看来，那饼子的维生素极其丰富。
建校舍。1959年，学校响起了高音喇叭，插上了彩旗，全校动员修建校舍。所有师生都投入教室的修建。我们曾为学校添过砖，加过瓦。
杨元成回忆说，初中毕业时，每个同学要挑200匹砖，才发毕业证。他的父亲帮他挑了194匹。杨住在学校旁边，打钟都能听到。从造船厂旁的砖瓦厂挑砖到学校，我记得很清楚。
砍“大字”。我都差点忘了，一天李秀芬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到汇东乡的山上砍树。那时，正是人民公社化高潮。在山上砍出“人民公社万岁”的空白，远远的可以看见山头上这六个大字。
抽船下河。离学校不远，是造船厂，每当木船造好后，我们一个班几十个人一起，把船抽到河边，推到水里。
三角寨。凡是我们那个年代三汇中学的同学，都对三角寨有特殊的感情。
从我们学校往北，经麻柳桥，再爬上几个山坡，大概有七、八里路，就来到三角寨。
这是我们的校办农场，所有同学都到这里来，种蔬菜，栽红苕。有上百亩的土地吧，有一幢小平房，学校一位叫李锡良的工友住在那里，负责管理。
我们在这里劳动，栽菜、锄草、锄地、施肥。我们从学校挑粪到农场，由于人比较小，只挑半担。而高年级的大同学，挑的重，次数多。
我们曾住在这幢小平房里，叫守夜。晚上要出来看一下，防止别人来偷菜。月夜里，摘树上的橘子吃，那味道好甜。
三角寨，在困难时期，生产了一些蔬菜，自产自食。
农忙假。上学期、下学期都要放一个星期的农忙假。夏季帮助农民收麦子、插秧，秋季帮农民挖红苕、点麦子。有学校集体组织的支农劳动，也有放假后让同学回老家劳动。我们几个班的同学，曾到汇南乡大石村插秧，我个子小，挑重担做重活不行，但在水田里插秧，脚轻手快。一个人栽几行，并排开始，手脚慢的，往往被两边插秧快的像关在房子里一样，被关在里面，我从来没有被关过。栽秧时，田里的蚂蟥多，钉在脚杆上，越抠越往肉里钻，鲜血直流。男同学还好些，女同学发出一声声尖叫。在乡下劳动，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饱餐一顿，大石村的农民关爱学生，红苕稀饭管你吃个够。
五、吃不饱
过了学生时代挨饿的日子，一辈子也不觉得苦了。
1959年至1961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我接触廖伯康比较多。他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最先读到他的手稿《我向中央说实情》。这篇文章先是在《龙门阵》杂志发表的，引起轰动。后来《文摘周报》转载。由于这份报纸发行量大，影响的范围更大了。网上也打出标题文章《廖伯康说四川在困难时期饿死1000万人》，网民热议那三年。
我与廖公认识、相交二十九年，他的这篇文章只是他一篇长文的一个短章。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他因为向毛主席写信反映四川饿死人太多，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由于我是“那三年”的过来人，对廖公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花几年的业余时间采访他，形成了一篇九万字的长文《廖伯康一生为民主》，其中有三分之一讲“那三年”，国人的一段痛史。
这里应当先讲一句心里话：国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宁可让大人挨饿，也不能让上学的孩子没有饭吃。我当时没有听谁说过这句话，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中学生感受到了。
脸朝黄土背朝天、种地打粮食的农民宁可自己饿死了，却把粮食交给国家。前些天我到巴中，当地干部回忆说，当年有多少多少人饿死在送粮的路上，还列出具体数字，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四川死的人，绝大部分是农民。
街道的居民月供25斤，令农民垂涎三尺，羡慕不已。
而我们中学生，一进校每月有32斤粮食，老师只有25斤。在困难时期，学生节约几斤，老师增加一点，但学生仍然高于老师。
学生在长身体、学知识呵，不能让学生挨饿。
我们感受到毛泽东、共产党、全社会的关爱，一生一世不敢忘怀。
我们这一代人，后来能为国家、人民做点事情，常怀感恩之心。为了我们，父辈师长岂止是心血，还付出了生命。
如果再说到助学金，那就更应该铭刻于心了。五六十年代的助学金，每月1元、2元、3元，是一个大数字，每月伙食费才4元、5元。我是靠助学金才读完那六年中学的。
没有助学金，就没有我的学业。
没有每月三十斤的大米，就没有我的生命。
当然，对那三年的饥饿，我们也有切身的感受。
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在州河边号房碉楼旁的路上，看到两个饿殍，还有几个有气无力倒在路边的老年人。这个镜头，一辈子挥之不去。
虽说有三十斤大米，但由于肚内没有油水，饥饿感人人都有。同学们在食堂吃饭，大米饭用脸盆蒸好，一桌八人，用筷子划成八牙。为确保是八等分，一个同学背靠背说哪一牙，然后依次挑出来。蔬菜，大都是我们勤工俭学自己种的甜菜（厚皮菜）、莲花白。莲花白虫多，六六六粉杀虫效果好。我们吃饭时，六六六粉始终清洗不净，味道甚浓。
菜少的时候，喝盐开水，上面浮有油滴、葱花。
同学大都家在农村。每到星期六晚饭，我就把当天的一牙饭和星期日全天的饭打回家，放上蔬菜，加上黄荆叶、鹅茵草，我和母亲可以吃几餐饱饭。
那时，在农村害肿病很普遍，吃代食品、藻类的多。同学们都吃过糠饼子。用酿酒后的酒糟做的糟糕，在当时能买到也十分难得。在王巴沟粮库抬粮食时，同学们随手从麻袋里抓出吃生苞谷、生大米吃，我就吃过，但都没有人往包里装。
一周一次牙祭，偶尔吃猪肉，大多是吃油炸拖面。那时，甜菜（厚皮菜）梗又白又肥又大，外面裹着一层灰面，油炸出来，好香好香。
在我们同学中，发生了一件被红苕胀死、震惊全校的事。
大家都有饥饿感。有的同学趁星期六回家，饱餐一顿。同年级一位叫李全林的同学，住在我的隔壁。大宿舍是上下床，用床分割出一个个小间，一人说话，几十个人都能听见。早晨，同学们见他不起床，一摸，人已经没气了。听说，他头天从岩峰乡家中回校，就不舒服。他在家红苕吃多了，又走了五六十里山路，当晚被红苕胀死了，好可惜好可惜。
在最困难的时候，供应给我们的粮食，由细粮变成粗粮，大米少了，代之以玉米、胡豆、红苕，4斤红苕顶1斤粮食。有一个时候，我们吃煮熟的胡豆，一两有多少颗，可以一颗一颗数出来。
1962年至1963年上学期，连供应粮也不能保证了，户口转回农村，我们从农村带粮食。同学们便在学校附近农民的家里，三块石头支起一顶锅煮饭。我在一个林姓农户的家里煮了几个月，全是稀饭。
所幸，我没有得肿病，只不过身体瘦小一些。1960年初中毕业时，我17岁，体重66斤。到了1962年，副食品多了，生活开始好了起来。1963年高中毕业，我20岁，体重增至100斤，1.64米的个头儿。
那三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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