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每一次大規模公共事件的爆發，總能以數倍甚至數十倍於普通事件的力量推動或遲滯社會進程和國家發展。青年作為具有求新求變求異心態的獨特族群，以其對社會的敏銳感知和果敢的集體行動，積極尋求適合自己角色的社會參與，發揮著影響當下、決定未來的重要作用。應該說，青年成長的土壤是社會基層，青年發展的航標是國家行動。習近平總書記諄諄教誨青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中，才能最終成就一番事業。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實踐充分證明：“新時代的中國青年是好樣的，是堪當大任的。”
基於傳統優勢的舉國體制產生強大動員力
庚子鼠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襲人類，中國遭遇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疫情肆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和周密部署下，舉國上下聞風而動，各條戰線、各行各業、東西南北、城市鄉村在同一時間段，圍繞同一中心任務，共同匯成聲勢浩大的國家防控行動。廣大青年積極參與其中，為打贏疫情防控總體戰、阻擊戰作出重要貢獻。
這場“硬核”國家行動之所以能夠強有力地迅速展開，並呈加速度不斷釋放阻擊成效，主要得益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在實際運作中，高層決策通過舉國體制形成強大動員力、整合力，在最大範圍內集中物力、財力投入到某項事業或工程中去。這一體制的最大優點就是高效，在自然災害、疫情、戰爭等非常時期更顯其優勢。當然，並不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能純熟地運用這一體制，而中國向來具有這樣的傳統。曾有學者論述，中國作為農業大國，在古代多次發起大規模水利工程建設，為此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組織動員經驗，也構建了集體主義產生所必需的社會場景。而新中國成立後所構建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強大合力。
處於非常時期，國家強大的動員力在短時間內營造出一種巨大的社會氛圍，社會成員很快就會被這種強氣場所感染，由此生髮出一種社會情感：全國一盤棋，作為社會一分子，自己的角色是什麼？位置在哪裡？在思考過程中自然會增加對國家政策的理解度和行動的自覺度。面對這場突如其來、氣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為有效切斷疫情的傳播渠道，中國政府斷然實施最嚴格水陸空交通管制，甚至在核心災區下達前所未有的“封城”令。先武漢，後湖北，再全國，全國城鄉之所以能夠比較平靜地接受這一現實，正是基於集體主義觀念和大局意識的深厚土壤。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僅用10天建造完成，全國各地醫療隊、醫療物資、日用物資分批次源源不斷支援湖北重災區，再次凸顯舉國體制在集中資源過程中的巨大功效。
在人類文明史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爭、自由主義與社群之論由來已久。實現集體行動與個人空間的動態平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保持生機活力與穩定的基本前提。而非常時期當有非常手段，對於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人口眾多、民情複雜的泱泱大國，在人類共同的災難面前，如果不實施相當程度的有效管控，形不成社會合力和整體行動，各行其是，一盤散沙，很有可能顧此失彼，貽誤救護降損的最佳時機，進而喪失主動權，造成不必要的次生災害，甚至因局面失控帶來更大災難。
廣大青年以整體性聚合成為攻堅克難的突擊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打贏疫情防控這場人民戰爭，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抗擊疫情以來，全國已有330多支醫療隊、4.2萬名醫務人員逆行馳援湖北，其中護士2.86萬人，佔醫療隊總人數的68%。這其中又有1.4萬護士是重症患者護理，他（她）們大多是90後，相當一部分還是00後。很多容貌秀氣的小護士理了短髮，甚至剃光了頭。在武昌醫院重症監護室裡，90後佔到75%以上，大多是業務骨幹；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的醫護人員，90後達1456人；武漢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護理人員，90後有1477人，還有500多名90後醫生和藥師。他（她）們堅守一線，救死扶傷，直面危難，義無反顧。這些白衣天使中的青年梯隊，在履行醫護天職的過程中，閃耀出最可貴的青春律動和人性光輝。
扶危濟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從學雷鋒到青年志願者行動，中國青年一直保有扶弱濟難的良好聲譽。在疫情重災區湖北武漢，青年志願者招募公告發出不到12小時，就有超過7000人報名參加；隨後，武漢共青團從報名者中篩選招募青年志願者2.1萬多名，按照生活所處區域，以就近就便方式，分別參與醫療救護、便民服務、秩序維護、心理援助、宣傳引導、關愛幫扶、交通運輸、環境治理、後勤保障等志願服務工作。在上海，團組織迅速動員2.6萬名青年志願者，累計上崗志願者超過5.4萬人次。在廣州，超過4萬名青年志願者投身疫情防控。在河南，共有2.5萬餘名青年志願者加入各地疫情防控隊伍。這一支支扶危濟難的青年志願者隊伍，給“疫”霾密佈的天空帶來了人性關愛的絲絲暖光，而90後們是其中的主力，還有部分00後。
在人類社會演進的過程中，不管你樂不樂意、認不認同，新舊的更替、文明的傳承、事業的延續總是由青年族群來完成的。每一代青年各有獨特的生存成長環境，從而形成獨特的青年代際特徵。社會上多數人的認知常常有其慣性思維，對一代青年的成長總有一個認識過程。從“跟著感覺走”的80後，再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90後，快速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在他們身上折射出別樣的文化。熟悉他們張揚個性一面的成年人，突然看到他們在危難之時挺身而出，頓覺他們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正如10多年前汶川抗震救災改變了社會對80後的看法一樣，今天的抗擊疫情也將改變社會對90後的評價。儘管“未婚、未育、父母健康，家無負擔”是每代青年群體所共有的社會特徵之一，但當它作為一種慷慨赴國難的充分理由時，就說明這一代青年已經徹底完成其社會化進程了。
新時代青年在重大磨難中鍛造現代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大工程可以分為硬件和軟件兩大部分。簡單地說，硬件是指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機制，軟件是指治理現代化實施者和參與者應有的現代理念。對於各行各業青年來說，參與各項制度建設是應有之任，而現代理唸的培育和鍛造則不可或缺。在抗擊重大疫情的國家行動中，廣大青年的現代意識經過歷練和洗禮，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質的飛躍。
眾所周知，民族國家是現代性的終極載體，其力量取決於公民的忠誠度與實力。因此，現代意識首先是角色認同，國家、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面臨重大疫情挑戰，包括90後醫護人員在內的廣大醫務工作者逆行而上，識大體，顧大局，與全國人民同舟共濟、守望相助。身份認同越深刻，內部凝聚越緊密。90後們在磨難中成長，在磨難中奮起，展示出人道、博愛、奉獻的寬廣胸襟。
現代社會必然是理性的、科學的、開放的。謠言滿天，損公利己，絕對談不上現代治理；隨心所欲，逾法施權，也不是現代治理；封閉保守，僵化教條，同樣不是現代治理。廣大青年在危難之中堅持科學第一，從自身良好習慣做起，不傳謠、不信謠。越來越多地擺脫自然人的羈絆，以負責任的社會人規範自己的言行，誠實守信，涵養德行。還有不少青年網民發起“網絡抗疫戰”，他們在線發佈救援信息，聯繫採購渠道，募集醫療物資。現代治理離不開監督，青年群體又是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重要力量，有責任批評抗疫中出現的某些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傾向。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表徵是全球化，在人類面臨共同危難時，當代中國青年以更廣闊的眼界，理解支持並積極參與中國政府與相關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通力合作，共克時艱。
恩格斯有名言：“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就開始了現代化道路的探索，這種探索精神在一代代青年中得到傳承。只有在災難中多思考、多學習、多探索，才能獲得真正的進步。“長大後，我就成了你”。作為繼往開來的重要力量，90後醫護人員、90後志願者、90後各領域從業者以及更為年輕的00後，正在堅定地接過前輩的槍，勇敢地走在成就自我、奉獻社會的理性大道上，走向更具包容性和創造性的光明未來。
國家行動中共青團的政治邏輯與作為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在“7.2”講話中明確要求，“把新時代共青團的好形象樹立起來”。這裡的“好形象”至少包括兩個層面：一是黨的助手和後備軍的好形象，二是青年先鋒隊的好形象。這實際上也是共青團90多年成長髮展的價值所在。黨旗所指就是團旗所向。走進新時代，在即將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勝利曙光之際，我們還可能面臨更多困難和挑戰。中國共產黨為抵禦各種風險所作出的戰略決策，是共青團的行動指南和根本遵循。在廣闊的社會實踐中，共青團一貫而且必將繼續走在時代前列，團結帶領廣大青年不懼風雨，勇挑重擔，為維護民族利益和國家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行動中，黨和政府是指揮部，衛生保健部門是主力軍，各級各地、各行各業共青團如何尋找作為空間呢？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組織動員所聯繫群眾積極投身疫情防控。”首先，各行各業尤其是衛生系統共青團要發揮醫務工作者中團員、青年的突擊隊作用，根據職責分工和任務所需，迎難而上，以專業特長科學開展防護救治。其次，各級各地共青團要充分動員區域內團員、青年，創造性開展青年志願服務，為這一傳統項目賦予新的內容和形態。第三，各級共青團要發揮新媒體的技術優勢和傳統媒體的信譽優勢，集中報道抗疫一線上的青年正能量，激濁揚清，正本清源，為打勝抗疫戰爭搖旗吶喊，營造氛圍。事實上，各地湧現出的一千多支青年突擊隊、數十萬名青年志願者、團屬媒體各類新聞報道，正是共青團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國家行動中作為擔當的重要體現。
不管未來還有什麼艱難險阻、驚濤駭浪，中國人民邁向現代化的步伐依然鏗鏘有力，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目標依然堅定不移。中國共青團作為超大規模的群團組織，將積極推動自我革命和現代化轉型，堅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構建更為密切的團青關係，努力提升共青團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貢獻度，不斷打造新時代共青團的好形象。
作者： 胡獻忠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運史學科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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