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大规模公共事件的爆发，总能以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普通事件的力量推动或迟滞社会进程和国家发展。青年作为具有求新求变求异心态的独特族群，以其对社会的敏锐感知和果敢的集体行动，积极寻求适合自己角色的社会参与，发挥着影响当下、决定未来的重要作用。应该说，青年成长的土壤是社会基层，青年发展的航标是国家行动。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青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基于传统优势的举国体制产生强大动员力
庚子鼠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人类，中国遭遇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疫情肆虐。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周密部署下，举国上下闻风而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东西南北、城市乡村在同一时间段，围绕同一中心任务，共同汇成声势浩大的国家防控行动。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其中，为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作出重要贡献。
这场“硬核”国家行动之所以能够强有力地迅速展开，并呈加速度不断释放阻击成效，主要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实际运作中，高层决策通过举国体制形成强大动员力、整合力，在最大范围内集中物力、财力投入到某项事业或工程中去。这一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高效，在自然灾害、疫情、战争等非常时期更显其优势。当然，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纯熟地运用这一体制，而中国向来具有这样的传统。曾有学者论述，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古代多次发起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为此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组织动员经验，也构建了集体主义产生所必需的社会场景。而新中国成立后所构建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处于非常时期，国家强大的动员力在短时间内营造出一种巨大的社会氛围，社会成员很快就会被这种强气场所感染，由此生发出一种社会情感：全国一盘棋，作为社会一分子，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位置在哪里？在思考过程中自然会增加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度和行动的自觉度。面对这场突如其来、气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为有效切断疫情的传播渠道，中国政府断然实施最严格水陆空交通管制，甚至在核心灾区下达前所未有的“封城”令。先武汉，后湖北，再全国，全国城乡之所以能够比较平静地接受这一现实，正是基于集体主义观念和大局意识的深厚土壤。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仅用10天建造完成，全国各地医疗队、医疗物资、日用物资分批次源源不断支援湖北重灾区，再次凸显举国体制在集中资源过程中的巨大功效。
在人类文明史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自由主义与社群之论由来已久。实现集体行动与个人空间的动态平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生机活力与稳定的基本前提。而非常时期当有非常手段，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民情复杂的泱泱大国，在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前，如果不实施相当程度的有效管控，形不成社会合力和整体行动，各行其是，一盘散沙，很有可能顾此失彼，贻误救护降损的最佳时机，进而丧失主动权，造成不必要的次生灾害，甚至因局面失控带来更大灾难。
广大青年以整体性聚合成为攻坚克难的突击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击疫情以来，全国已有330多支医疗队、4.2万名医务人员逆行驰援湖北，其中护士2.86万人，占医疗队总人数的68%。这其中又有1.4万护士是重症患者护理，他（她）们大多是90后，相当一部分还是00后。很多容貌秀气的小护士理了短发，甚至剃光了头。在武昌医院重症监护室里，90后占到75%以上，大多是业务骨干；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医护人员，90后达1456人；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护理人员，90后有1477人，还有500多名90后医生和药师。他（她）们坚守一线，救死扶伤，直面危难，义无反顾。这些白衣天使中的青年梯队，在履行医护天职的过程中，闪耀出最可贵的青春律动和人性光辉。
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学雷锋到青年志愿者行动，中国青年一直保有扶弱济难的良好声誉。在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青年志愿者招募公告发出不到12小时，就有超过7000人报名参加；随后，武汉共青团从报名者中筛选招募青年志愿者2.1万多名，按照生活所处区域，以就近就便方式，分别参与医疗救护、便民服务、秩序维护、心理援助、宣传引导、关爱帮扶、交通运输、环境治理、后勤保障等志愿服务工作。在上海，团组织迅速动员2.6万名青年志愿者，累计上岗志愿者超过5.4万人次。在广州，超过4万名青年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在河南，共有2.5万余名青年志愿者加入各地疫情防控队伍。这一支支扶危济难的青年志愿者队伍，给“疫”霾密布的天空带来了人性关爱的丝丝暖光，而90后们是其中的主力，还有部分00后。
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不管你乐不乐意、认不认同，新旧的更替、文明的传承、事业的延续总是由青年族群来完成的。每一代青年各有独特的生存成长环境，从而形成独特的青年代际特征。社会上多数人的认知常常有其惯性思维，对一代青年的成长总有一个认识过程。从“跟着感觉走”的80后，再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90后，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别样的文化。熟悉他们张扬个性一面的成年人，突然看到他们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顿觉他们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正如10多年前汶川抗震救灾改变了社会对80后的看法一样，今天的抗击疫情也将改变社会对90后的评价。尽管“未婚、未育、父母健康，家无负担”是每代青年群体所共有的社会特征之一，但当它作为一种慷慨赴国难的充分理由时，就说明这一代青年已经彻底完成其社会化进程了。
新时代青年在重大磨难中锻造现代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工程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简单地说，硬件是指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机制，软件是指治理现代化实施者和参与者应有的现代理念。对于各行各业青年来说，参与各项制度建设是应有之任，而现代理念的培育和锻造则不可或缺。在抗击重大疫情的国家行动中，广大青年的现代意识经过历练和洗礼，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终极载体，其力量取决于公民的忠诚度与实力。因此，现代意识首先是角色认同，国家、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面临重大疫情挑战，包括90后医护人员在内的广大医务工作者逆行而上，识大体，顾大局，与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身份认同越深刻，内部凝聚越紧密。90后们在磨难中成长，在磨难中奋起，展示出人道、博爱、奉献的宽广胸襟。
现代社会必然是理性的、科学的、开放的。谣言满天，损公利己，绝对谈不上现代治理；随心所欲，逾法施权，也不是现代治理；封闭保守，僵化教条，同样不是现代治理。广大青年在危难之中坚持科学第一，从自身良好习惯做起，不传谣、不信谣。越来越多地摆脱自然人的羁绊，以负责任的社会人规范自己的言行，诚实守信，涵养德行。还有不少青年网民发起“网络抗疫战”，他们在线发布救援信息，联系采购渠道，募集医疗物资。现代治理离不开监督，青年群体又是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有责任批评抗疫中出现的某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倾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全球化，在人类面临共同危难时，当代中国青年以更广阔的眼界，理解支持并积极参与中国政府与相关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克时艰。
恩格斯有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就开始了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这种探索精神在一代代青年中得到传承。只有在灾难中多思考、多学习、多探索，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作为继往开来的重要力量，90后医护人员、90后志愿者、90后各领域从业者以及更为年轻的00后，正在坚定地接过前辈的枪，勇敢地走在成就自我、奉献社会的理性大道上，走向更具包容性和创造性的光明未来。
国家行动中共青团的政治逻辑与作为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7.2”讲话中明确要求，“把新时代共青团的好形象树立起来”。这里的“好形象”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好形象，二是青年先锋队的好形象。这实际上也是共青团90多年成长发展的价值所在。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走进新时代，在即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曙光之际，我们还可能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为抵御各种风险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共青团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共青团一贯而且必将继续走在时代前列，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为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行动中，党和政府是指挥部，卫生保健部门是主力军，各级各地、各行各业共青团如何寻找作为空间呢？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组织动员所联系群众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首先，各行各业尤其是卫生系统共青团要发挥医务工作者中团员、青年的突击队作用，根据职责分工和任务所需，迎难而上，以专业特长科学开展防护救治。其次，各级各地共青团要充分动员区域内团员、青年，创造性开展青年志愿服务，为这一传统项目赋予新的内容和形态。第三，各级共青团要发挥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和传统媒体的信誉优势，集中报道抗疫一线上的青年正能量，激浊扬清，正本清源，为打胜抗疫战争摇旗呐喊，营造氛围。事实上，各地涌现出的一千多支青年突击队、数十万名青年志愿者、团属媒体各类新闻报道，正是共青团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行动中作为担当的重要体现。
不管未来还有什么艰难险阻、惊涛骇浪，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依然铿锵有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依然坚定不移。中国共青团作为超大规模的群团组织，将积极推动自我革命和现代化转型，坚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构建更为密切的团青关系，努力提升共青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贡献度，不断打造新时代共青团的好形象。
作者： 胡献忠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学科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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