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對於福利問題，我們一般從道德角度去思考。比如為什麼救濟窮人？更多時候我們是從道德角度出發，做慈善救濟窮人，是出於愛心、同情心；政府救濟窮人，也是一種公德與義務。
但是，光從道德來解釋，似乎不夠有說服力。比如有些人因為自己好逸惡勞，或不夠努力導致貧窮，政府為什麼還要救濟他？這不是助長人的懶惰嗎？西方世界有句名言，通往奴役的道路，往往是善良鋪就而成的。
又如，為什麼政府不救濟中產？有些中產揹負房貸、車貸，生活壓力其實比一些低收入者更大。
另外，為什麼政府拿出錢來補貼社會精英？比如，現在各種類似於孔雀計劃、千人計劃，都是針對社會精英，給予相當的福利補貼，又發錢又分房。這是否合理？
這些問題其實並不簡單。
在亞當·斯密年代，英國流行自力更生，說好聽點就是奮鬥文化，往不好的地方說就是福利水平很低。但是，英國又是世界上最早推行救濟法的國家。
早在1601年，英國政府就頒佈了《濟貧法》，通過徵收濟貧稅，來補貼失業的農民。
不過，這時雖然推行濟貧法，但依然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政府到底是否該救濟窮人？救濟到什麼程度？
亞當·斯密主張小政府，政府少干預經濟，讓市場解決一切，包括貧窮本身。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是解決福利最好辦法，因為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手段，政府再幹預就成了多餘，甚至影響市場效率的發揮。
所以，在20世紀之前，西方世界的福利水平都很低，公共用品極少，資本主義主張私有產權，什麼都是私人的，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極少。比如你現在去香港一些小型商城，裡面的廁所是鎖著門的，不讓外人使用，商城業主們才有使用權。
直到1851年，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倫敦舉辦萬國工業博覽會，這時為了博覽會需要才在海德公園附近臨時搭建了第一間公共廁所。這個公廁還是收費的，而且賺了不少錢。
所以，當時西方世界的社會福利，完全不能跟今天相提並論。工人運動不斷，要求政府提高待遇。但是，當時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很少，稅收收入非常有限。
工業革命期間，英國大量農民湧入城市，同時人口大規模出生，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福利、醫療教育完全不夠用，大量貧困人口扎堆，導致瘟疫及傳染病暴發，社會秩序比較混亂。
這個局怎麼破呢？
政府、社會必須找到一個救濟窮人的正當理由才行。只有認為救濟窮人，對社會進步有益，政府才能名正言順地增加稅收，然後提供更多的公共福利。
後來，也就是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寫了一本書叫《福利經濟學》。這本書，第一次將救濟窮人的正當性給說清楚了。他不是從道德的角度，而是從經濟的角度，解釋福利問題的。
庇古是馬歇爾的得意門生，繼承了新古典主義的思想，但是他跳出了新古典主義的自由放任主張，得出一個驚世駭俗的結論，那就是政府幹預有利於提高社會的總體福利。
這個結論是怎麼得出來的呢？
他使用了邊際效用理論，認為富人的錢補貼給窮人，窮人的邊際效用增加，要大於富人的邊際效用減少，因為富人對金錢的邊際效用不如窮人大，這樣社會的總效用就增加了。
亞當·斯密強調用市場的手段增加社會福利，庇古強調用政府幹預增加社會福利。庇古這個理論實際上，第一次從經濟學的角度，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給救濟窮人找到了正當性。
他的福利經濟學，也促進了西方世界構建福利社會，提供大量的公共用品，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福利不足的局面，從而緩解了社會矛盾。
庇古是福利經濟學的鼻祖，他的福利經濟學，也是福利社會的力量基石。後來，帕累託、阿瑪蒂亞·森等發展了福利經濟學。
為了讓各位社友更加全面、深刻、系統地理解福利經濟學這個問題，本課程從歷史開始講起，沿著經濟思想的歷史脈絡逐漸展開；涉及的經濟學知識極為廣泛，且思維立體而深遠，包括亞當·斯密、庇古、帕累託、科斯、阿瑪蒂亞·森等眾多經濟學家的思想，以及相關的經濟理論及哲學思辨。
通過這五講，幫助各位社友在福利經濟學這個問題上，建立開創性的認知。
理解為什麼要救濟窮人？如何增加社會福利？福利問題，是道德問題、政治問題，還是經濟問題？將錢分配給社會精英，還是窮人，對社會有益？在信息時代，貧富差距增加，但信息產品的福利卻大幅度增加，這是否有助於社會矛盾的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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