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海外長大的華裔來說，金庸的小說等於中國傳統文化教科書

為什麼是金庸？

世人評價金庸，有句話叫，“有井水處，就有金庸”。 金庸覆蓋的是全世界的井水。

從來沒有哪個用中文寫作的小說家能像他這樣，讓不同國籍、不同階層、不同文化和信仰的華人都著迷。

如果僅僅由於通俗，那當時的瓊瑤在商業上也很成功，但瓊瑤只能覆蓋特定讀者群。

如果說因為武俠，其他武俠小說家都沒這個待遇。那麼，這個魅力是怎麼形成的？

我上初中時，在歷史課上偷看古龍小說，老師批評我：“你要看的是金庸，我都不說你什麼，好歹裡面有歷史知識。”

這件事兒，既說明金庸的不同，也說明了他為什麼不同：大家認為，金庸能代言中國傳統文化。所以，對他的喜愛等同於文化認同。

海外華人常常鼓勵孩子讀金庸。對海外長大的華裔來說，金庸的小說等於中國傳統文化教科書。

文化學者和教授，也普遍對金庸的文化修養評價很高，稱他是既博雅又通達。

這就引出來第二個問題。運用傳統文化素材寫小說的作家，也不是隻有金庸一個，學識淵博的也並不少，為什麼只有金庸有種雅俗共賞的地位？

我覺得：這是因為金庸運用傳統文化，有三個厲害招式，每個招式又各對應著一重內力。它們分別是變形重建、混搭拼接以及集成戲仿。

三重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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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詳細說說這三重神功。

第一式“變形和重建”怎麼講？

就是金庸從來不照本宣科地複述歷史，照搬傳統文化元素，而是經過整理，變化成為適合武俠場景、大眾能理解的形式。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構想的江湖。寫武俠小說的初始任務，是建立一個自足的江湖世界，既遠離現實，又處處模仿現實。

金庸的江湖浪漫精彩，無所不包。

在地理上，五嶽有五嶽劍派，水路上有水寨船幫，大內有高手，市井有丐幫，西域有白駝山，海上有桃花島。

還可以按價值觀來分：佛教有少林，道教有武當峨眉，儒家名門正派和魔教外道，都一一對應，井井有條。

你注意到沒有，這個江湖佈局，我們接受起來一點兒障礙都沒有。為什麼？因為我們不是在接受信息，而是在回憶。這些元素都有原型。

比如，危急關頭，要是武當派仗劍出場，我們的反應是“這下穩了”。

武當向來主持正義，劍法高妙。而且你會盼著他們擺開“真武七截陣”，張三丰的七大弟子佈陣，相當於64名一流高手出手。

我們的興奮點，不是金庸個人的創造。

在道教體系裡，以張三丰為祖師的教派有十多支，統稱“隱仙派”。在民間傳說裡，張三丰是僅次於呂洞賓的活神仙。

所以，金庸只是借力打力，進行整合。

他的變形整合，有一種內力支撐：金庸完整深刻地領悟傳統文化的原理。他所虛構的情節，萬變不離其宗，符合儒釋道各家精髓，不會產生“違和”感。

比如，掃地僧在金庸小說裡武功最高，但他在少林寺地位很低，只是個清潔工。

如果對佛家禪宗不熟悉，會覺得這個設計很妙，屬於“神反轉”。

但讓文化修養較高的讀者看，這個設計又很親切，完全符合禪宗特點。

在禪宗公案裡，經常有地位很低的僧人開悟。傳說六祖慧能就是寺裡廚房的幫工，很晚才剃度。少林正是禪宗祖庭，最適合出現這種神人。

在這裡，金庸只是把玄妙的悟性，轉換成了具體武功。但實現這種轉換，不理解禪宗思想是不行的。

金庸設計的武術，都能和傳統文化建立由此及彼的關聯。比如，降龍十八掌有十七掌的名字出自《周易》，招式特點也能和卦象對上。楊過自創的一套劍法，出自嵇康的一首詩。

這都能直接召喚相關文化記憶。

《周易》的古樸神秘，和降龍十八掌的簡潔雄渾相對應。

嵇康的高超和我行我素，和楊過的性格相對應。

我們再來說第二式，叫做“混搭和拼接”。凡是歷史文化元素，金庸就能像拼圖一樣把它對在一起。

這已經很不容易了，而且他還不只是改頭換面，而是混搭出傳統文化裡從來沒有過的新面貌。

比如說，《天龍八部》有三個男主角：喬峰、段譽和虛竹。按照傳統模式，他們是不會同時當主角的，因為他們根本就屬於不同的文學類型。

喬峰是典型的武俠小說裡的豪傑，小說描寫他和梁山好漢很像：方臉、濃眉大眼，舉止豪放。吃飯也是一大盤熟牛肉，兩大壺酒。

而段譽屬於才子佳人小說，他是賈寶玉似的濁世佳公子，到處留情，痴心於王語嫣，王語嫣又痴心於她的表哥慕容復。

這種拉拉扯扯的畫風，和喬峰的氣質完全不搭。喬峰和段譽，對應的是武俠和才子佳人這兩種不同小說類型。

而虛竹乾脆是身世複雜的和尚，作為出世的人，和尚在小說裡幾乎不當主角。他們的用處是在最後出現，點化主角，帶他出家。

但金庸就能用相互滲透的方法，把他們寫到一起。

你看，段譽染上了喬峰的俠氣，一個文弱書生，和喬峰斗酒的時候連喝四十碗，比武松都多了一倍。

而喬峰愛上了他搭救的少女阿朱。我們前面講《宋太祖千里送京娘》說過，這個橋段在傳統武俠裡是不允許的，等於好漢趁人之危。

阿朱死後，蕭峰發誓終身不娶，又像才子佳人小說裡的一樣痴情。

金庸這麼寫出來，偏偏就協調。可能我不說，你都感覺不到這個混搭有多罕見。

原因就是金庸有自己的觀念和內力，能調和它們的不同之處。

如果是現代風格的嚴肅小說，完全可能抹掉觀念，交付一個含混的故事，讓讀者感到不安和迷茫。

但武俠小說需要和大眾建立一致情感。

金庸很清楚這一點：正是現實的複雜無奈，讀者才希望沉浸在純真的俠客情懷裡釋放情緒。

金庸的辦法就是建立明確的規則，讓所有的人都照著這套規則來。

在他筆下，不管人物性格多複雜、情節多曲折，江湖俠義和道德準則是絕對不含糊的。就像郭靖的武功，毫不含糊，硬打硬進。

比如說，是哪件事把蕭峰、虛竹和段譽這三個不一樣的人聯繫起來的？就是當蕭峰陷入危險時，段譽、虛竹和他站到一起，對抗整個武林。

這種超越生死的義氣，就把不同的人物畫風調和起來了。

名門弟子令狐沖和淫賊田伯光一起喝酒，喝完酒後，就拔劍和他決鬥，因為脾氣再相投，正邪也不併立。有這種確定的東西在，大家才能接受。

金庸的這套剛性規則，符合通俗小說的世俗道德規律，但做過高水平的提升，既符合主流道德，也符合現代情感，還有他自己的思想取捨，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精神的理想化公約數。

比如，楊過和小龍女久別重逢，當著九大高手、無數蒙古武士旁若無人地互訴衷腸。

南宋的禮法已經比較嚴格了，而且這也不是寫實情節，而是個話劇場面，金輪法王那些人怎麼會一直愣著呢？

但對讀者來說，這個情節回應的是閱讀情感，是不能改的。所以有人說，金庸的小說，要麼不看，要看就會身不由己，把全部的感情投入進去，想不起來分析和反駁。

金庸調動文化的第三個招式，是“集成和戲仿”。集成，就是他的小說像萬花筒一樣漫天花雨，信手拈來。

他號稱十八般“文藝”樣樣精通。在小說裡，詩詞對聯、醫卜星象，琴棋書畫詩酒花，柴米油鹽醬醋茶，無論經典還是世俗，都層出不窮。

戲仿，可以說是遊戲化的模仿，不那麼嚴肅，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比如，在《射鵰英雄傳》裡，黃蓉去見一燈大師，和“漁樵耕讀”四弟子鬥智的段落，就是融傳統文化於遊戲，像一個輕鬆的展覽。

這種靈活運用文化素材的本事，也有一重內力：就是把握文化情趣。

中國文化從來不是封閉的。但很多文化交流，總是在哲學層面進行高來高去的艱澀對話，只講“天人合一”“內在超越”，別說外國人了，中國人自己也很難理解。

傳遞中國文化，抽象地、空對空地講觀念，效果總是欠佳的。最需要像金庸這樣的人，用鮮活的場景和故事來呈現文化質感。

比如，黃蓉給洪七公做的菜，是有幻想成分的功夫菜，取材自金庸的家鄉。這種細緻羅列的寫法，放在純小說裡或許不夠精準，但對武俠小說來說，就別有情趣。

在中國審美里，情趣是個不太好概括但十分重要的概念。

作詩畫畫，沒有固定的章法，核心標準是有沒有情趣。

簡而言之，情趣不是思想，而是一種由文化積累而來的、精緻從容的生活風度。

金庸展示的文化，因為武俠小說的形式，是封閉、有限的。但它也像一座精美的園林，移步換景時，處處有韻味，足以吸引我們流連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