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作為中國文化歷史上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時代現象，清談承擔著代表那個時代不一樣特色的意義。清談誤國也隨之而來，在後世眾多文人的痛定思痛之中，魏晉大肆流行的清談之風也被歷代文人所不齒，清談誤國逐漸成為一個恥辱的共識。
在某些方面來說，清談也不再侷限於文人雅士之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在一定方面它又與當時興起的門閥政治有一定的聯繫，清談牢牢的與現實的政治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
門閥政治下的名士
八王之亂的硝煙過後，中原兵力見拙，實力大大消減，邊塞少數民族漁翁得利，摩拳擦掌，大有入侵中原之兆。坐在帝位上的司馬越由此寢食難安，一方面要集結兵力提防胡人入侵，另一方面又要整頓朝綱，鞏固統治，兩頭不能顧全。
（西晉八王之亂）
然而司馬越天生在政治上就不甚變通，先天不足，身為皇室偏族，依靠卑鄙手段贏得勝利的他自然無法享有一呼百應的政治號召力，在這樣兩面為難的情況下，無法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司馬越自然另闢蹊徑，苦苦思索一條新的道路。
結果顯而易見，司馬越通過聯絡中原及關東地區的世家大族名士，操控相對容易掌控的大族的地區影響力，以及他們自帶的長期積累的社會地位，司馬越由此進行合作，各取所需，達到自己想要的統治。
名士的劃分概念
從字面上我們就可以看出成為名士的第一要素即是出身名門，這是因為在皇權與門閥政治相結合後，門閥大家的出身成為評判個人身份的標準，即使你十分有才，也成為不了名士。《宋書》中有所記載的陳顯達等人，即便政治地位再高，權力再大，不僅自己躋身不了名士的行列，乃至自己的子孫也無法成為名士。
（魏晉名士追崇備至的老子）
其次，名士身份的評判還依據自身的學問，尤其要在當時流行的清談上有所造詣。當時有一句話很好的表現了當時的狀況：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可見當時讀三玄等道家名作，也是名士路上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如果你一心只研究孔孟之道，即使書讀的再多，學問多大，依舊無法被人認可為名士。所以說，清談的水平決定了你的身份地位，要懂得談虛說道，知道高雅玄策的話題。
清談的話題
清談一昧追求話題高雅，玄幻莫測，《老子》，《莊子》，《道德經》都是他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在清談的名士眼中，只有這些探討玄幻的話題才是高雅之事，正相反，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則理所當然的被認為是俗事。一切與現實有關的事都是俗不可耐的。
東晉名臣卞壼是一位很有才華，且有治國之才的能臣，深受晉明帝的厚重，此等治國之才卻被當時門閥大家裡的名士所諷刺為俗人。名士認為他甘受凡事所擾，不配為大家名士。而卞壼則嘲諷這些所謂學者名士整日談玄說虛，不務正業，不關心真正利於百姓，利於國家的大事，實乃碌碌無為之徒也。
（整日尋歡作樂的門閥大家）
所以說，當魏晉的大家士族相遇之時，是以談論國家政治綱常為恥，誰要是關心民生，探討治國的道理時，則會招到一致譏諷，被貶低為俗人，遭到惡意的諷刺。
門閥政治對於名士地位的提升
八王之亂期間，戰火紛飛，連年的戰爭打破來人們寧靜的美夢，在強烈的求生欲的支持下，讓百姓們自發的進行大規模的流亡，遷徙活動來躲避戰火。大量中原北方地區的人民向江淮等地逃生，琅琊王氏等大族因為急劇的人口遷移，大族影響力減弱，人心惶惶，此時的大族們鑑於變換動盪的朝局形式，對於自保是極力追求的，司馬越和琅琊王氏因此一拍即合，門閥制度就此建立。
（逐漸回收的皇權）
東海王司馬越及關東琅琊王氏的結合，標誌著"王與馬，共天下"的門閥格局初步建立，兩者互為補充，同時執政。
永嘉元年，一件在歷史上即將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事件的發生，再次鞏固和增強了西晉起步不久的門閥制度。琅琊王氏宗族多人南下渡江來到南京，此事標誌著西晉皇室權力中心逐步南移。
可以說，在魏晉早期，皇權與世家大族各取所需，皇權需要地方大家的鞏固，門閥家族需要皇權的維護，可以說是各取所需，在魏晉後期，雖然最高統治者逐漸回收權力，但對於世家大族的影響自然還是有所需求。
魏晉名士借清談掩飾的醜態
魏晉時期，據後世許多大家考證，魏晉風度其實是中國中古時代一次大規模的吸毒運動，在熱衷於清談，玄幻作虛的面貌下，是醉生夢死的醜態。
（五石散藥品）
南北朝時期，大量文人服用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物，五石散顧名思義由五種礦石構成，含有極高的毒性，服用後全身發熱，血脈噴張，如果熱氣不盡快散發，重至威脅生命。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再看描繪魏晉文人生活常態的圖畫時，大多呈衣衫不整，袒胸露乳之狀，後世的人們還經常誤以為這些名士生活放蕩不羈，風流瀟灑，內心超然。這些只是假象，服用所謂五石散之後，確實會因為礦石藥效的原因，面部緋紅，給人以返老還童，童顏換髮的假象，但服用過多，隨著藥劑逐漸增大，最終會毒發身亡。但因其帶來的表面假象，符合名士對外的自我表現，這種愛慕虛榮，將自己生命置之度外的做法實在是為後世文人所大不恥。
（放蕩不羈的文人）
結束語：魏晉文人終歸還是要依靠清談的不現實來彌補國家動盪時自己尚能苟且偷生的一處幻想之地。
閱讀更多 荼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