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散記——定州

反正從北京往西走，就算是西行了。

李景漢曾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寫道：“定縣是一個天然完美的農業地。從地勢上看，定縣全境是一個坦平無阻的平原，佔據著河北大平原的東部，不見山巒，只有康莊大道、綠野平疇。”平原，亦是我對定州的首要印象。一望無際的平原以及略帶灰色的植被為燕趙大地增添了些許平淡、悲涼的感覺，而這片土地上的定州農村卻有著不同尋常的歷史與際遇。

著名社會學家李景漢

僅就東亭鎮來說，東亭鎮有東勝生態園，其內有動物園以及溫泉度假中心等。其下轄的翟城村是中國近代歷史名村，中國近代村民民主自治第一村，開創了中國以行政村為單位的地方自治的先河，是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發源地和重要實驗地之一。黃家營村的黃家營葡萄酒莊位於東亭鎮北1.5公里處，其歐式莊園與晏陽初當年的定縣實驗遺址相映成趣，是國家級鄉村旅遊示範點。凡此種種，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1943年 晏陽初(右一)和愛因斯坦(左一)等被評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

實際上，我目前所見的定州的鄉村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北方農村了，農業現代化以及二、三產業的進入，在改變鄉村面貌的同時，為村子的發展帶來了諸多紅利。但在此需要討論的是，鄉村振興到底是振興鄉村還是鄉村中的人？不同於蘇南的鄉鎮企業，上述鄉村中的企業大多為私企。對於農民而言，雖然由土地流轉帶來的收益要高於其在土地上辛勤耕種下的收穫，但是，村內的發展由此與村民的際遇產生了脫鉤。換句話說，鄉鎮地域內的經濟是發展了，但是這與當地農民的經濟狀況並不同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定州所謂的十萬人搞建築也就意味著離開土地的農民選擇“自謀生路”在當地已是十分尋常的景象；放眼全國，這也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倘若村民致富的主要途徑只能通過進入城市才能獲得的話，鄉村在這個意義上便成為了尚未變成城鎮的地帶。但是，鄉村的發展實際上並不總是處於二者擇其一式的“殘酷”境地，僅就翟城村而言，其擁有的文化與旅遊資源是中國絕大多數農村所難以比擬的。晏陽初及其鄉建派的鄉建一方面建設了農村，另一方面也使農村及其“生活世界”得以存留下來。如果說“致富”是鄉村發展所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的話，那麼一個亟需面對的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使鄉村存留下來？（換言之，鄉村是否有存留的意義？）

黃家營葡萄酒莊

二、啞鈴與樹

定州號稱“三個十萬”，即十萬人搞建築、十萬人搞苗木、十萬人搞體品。毋庸置疑的是，現代化下的鄉村振興離不開現代企業與鄉村的緊密結合。在這幾日的調研過程中，我們有幸走訪了幾家有代表性的苗木和體品企業。

有趣的是，定州的苗木業和體品業，其共同點是體量龐大、從業人數多，是全國具有代表性的行業，但其目前的發展方式卻多多少有些“背道而馳”。按照苗木協會會長的說法，定州苗木行業之所以能夠如此興盛，主要得益於政府的較少干預；而定州體品行業則在政府相關治理措施的實施下有了新的發展。

定州的苗木產業在九五年前後開始壯大，會長戲稱定州的苗木就是靠“偷”發展起來的。這些定州人不斷髮揮艱苦奮鬥的精神，探索培育苗木的方法，只要知道外面有流行的樹種，他們就去看，去學，去“偷”回苗木品種，數年下來，定州已成為苗木品種最為齊全的苗木市場。會長向我們分析了定州苗木產業的三大優勢：地理區位好；從業人口多；苗木品種多。在地理位置上，定州位於北京、天津之翼，保定、石家莊之間。其市區距北京196公里，距天津220公里，距石家莊68公里，距保定56公里，自古就有“九州咽喉地，神京扼要區”之稱。而在氣候上，定州市屬溫帶－暖溫帶半溼潤半乾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夏分明，日照時間較長，季節性降水充足。上述環境使得定州得以成為南北苗木運輸的中轉站，苗木的遷栽大多在此地馴化。定州號稱十萬人從事苗木行業，龐大的從業人口不僅擴大了市場規模，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苗木種類。家庭式的種植方式在此反而成為了定州苗木的一大特點，其體量雖小，但對市場反應較為靈敏，可以靈活地改變種植方向；較小的種植面積也使得苗木行業有了傳統農業的“精耕細作”。由此產生的“亂”得以成為定州苗木的優勢。

定州風貌

定州的體品行業是如何肇始的目前尚不清楚，但其發展方式卻很能給我們以借鑑意義。恆達作為定州體品行業的會長單位，按照他們的說法，恆達雖不敢說是最早，但定州的諸多體品企業是在他們的帶領和培養下發展起來的。體品行業需要競爭，需要各個企業通過競爭的方式把市場炒火，打開知名度；雖然每家每戶做的產品較為單一，但是客戶的需求卻不是單一的，因此需要行業協會協調資源、信息共享。正如我們一談到製鞋業會想到溫州那樣，實際上，我們並不像知道阿里、京東、華為那樣熟知某個較大的溫州製鞋企業，但是我們卻在潛移默化中將某個產業和某個地域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這絕非是某一家企業的功勞，而是由諸多具有共同地域特徵的同行企業多年奮鬥的結果。但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如溫州製鞋業所遭遇的聲譽危機那樣，分佈廣泛、良莠不齊、小作坊式的定州體品也給定州行業的聲譽造成了不良的影響。但在近幾年河北省尤其是環保部門的整改行動中，絕大多數“作坊”被關閉，行業重歸規範、穩定的秩序。

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溫州模式，實際上，定州的苗木以及體品等行業是另一種方式的“小商品、大市場”。其由此產生的優勢與缺陷也與當年浙江的家庭企業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在此對比苗木行業與體品行業的話，可以看到行業的發展並不等同於行業從業者的發展。定州的苗木行業靠著星羅棋佈的家庭式種植所產生的“百花齊放”才得以在國內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而其體品行業則不斷通過規範行業標準，淘汰落後企業的方式以保持其在市場中的競爭力。為什麼小農經濟式的家庭種植可以成為苗木行業的優勢，而小作坊式的體品生產卻面臨著被廣泛淘汰的境地？事實上，他們目前的存在或多或少對定州的體品行業也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對此的解釋可以想到很多，譬如農產品的價值更多取決於地域、品牌而非質量；工業產品的價值雖然也離不開上述因素，但對其質量的感知卻是更為直觀的；又或者說，農產品和工業產品的評判標準不同、工、農行業的生產模式不同等等。聯想到中秋前後的“陽澄湖大閘蟹熱”，農產品似乎是允許參差不齊的，也是允許以假亂真的。像大閘蟹、冬蟲夏草、人參、黑枸杞等，在已知假貨充斥的市場上，人們還是願意冒著“被騙”的風險去進行消費，前提是這種假並不影響身體健康。以陽澄湖大閘蟹為例，市場中的所謂“陽澄湖大閘蟹”中只有1%的正宗陽澄湖湖蟹，其餘的則是由崑山本地塘蟹、外地過水蟹、外地貼標蟹以及不知源頭的各地螃蟹組成，其成熟、上市順序依次提前，口感、價格依次下降，黑心利潤空間依次飆升。一般來說，人們都清楚一個小小的陽澄湖不可能供應全國的“陽澄湖大閘蟹”，可是99%的“假貨”並不妨礙大閘蟹市場的繁榮。與之相反的是，假的工業產品卻是不能接受的。人們的消費“容假”包容度在工、農產品中的差別在我看來是個有趣的話題。

再者，現代工業企業的優勢是建立在減少勞動力的基礎之上的，相較於此，現代農業對於勞動力的包容性則更為突出。我在此提出的一個疑問是，隨著定州的發展，今後的定州是否還會有十萬人的體品行業？這一點在我看來是存疑的。

三、孤獨的文化

定州的文化是我不曾想到的。本以為我的記憶中最早接觸定州應該是本科書本上看到的晏陽初等鄉建派的“定縣實驗”，此番定州之旅才知道定州是古中山國的國都，是北宋五大名窯中定窯的發源地，也是中國緙絲工藝的源頭。現存的定州貢院是我國北方目前唯一保存較為完整的古代貢院；定州文廟是河北省保存最為完好、規模最大的文廟建築；定州塔則是我國現存最高的一座磚木結構古塔。

定瓷

定州所擁有的文化記憶或多或少地曾出現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當我們身處定州這座歷史悠久的古城時，這些片段也被不斷地翻湧出來。作為一個縣級市，定州博物館的藏品可謂琳琅滿目、珍寶無數，其藏品量及珍貴程度也絲毫不遜於諸多省博。其建築以“中山文化”為主題，基本建築樣式仿製漢代宮殿，運用臺地、斗拱等漢代建築元素展現了定州雄偉厚重之感。館內開放有天下大白、北朝佛陀、漢家陵闕、塵外千年、畿南文獻、故鄉星空六個展廳，器物、人物、故事、傳說等交織在一起，不斷地豐富著遊覽者對定州和歷史的理解。其中所珍藏的東漢龍螭銜環谷紋青玉壁、東王公西王母紋玉座屏以及白釉龍首蓮紋淨瓶是定州博物館的三大鎮館之寶，也是國寶級的文物。

定州開元寺塔

從上述的情況來看，定州目前的知名度以及旅遊業的發展與其所擁有的資源是大不相符的。這總讓我想起龔定庵的那句詩：“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傳人可知。”到底是南京因為中山陵、秦淮河、六朝古都而出名呢，還是這些遺蹟因為南京而為人所知呢？定州似乎一點也不給龔定庵面子，它所展現的境況是，無論是文廟還是定州，外面的人都知之甚少。當我大二時還與同伴為了保護蘇州的緙絲工藝而拍攝紀錄片時，我不曾想到過定州的緙絲；當我2015年元旦困擠在南京的夫子廟前時，我不知道在北方還有一座寂寥的定州貢院；當我高中熱衷於先秦、秦漢史並看著《戰國策》、《後漢書》時，我也沒有想到書中所展現的場景還依稀存立於北方的一座城市之中。定州並不算很出名，但定州所擁有的這些東西卻並不會因為它的“未達”而消逝。晏陽初的鄉建運動已過去近百年，溫鐵軍的鄉村建設學院也被淹沒在了荒園灌木之中，但他們所做的這些事，所抱有的鄉村建設的理想還是一代代地被繼承了下來。不存在拋卻鄉村的中國，也不存在拋棄鄉村的社會學，對於我們而言，關於定州，我們還將發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即便它是無名的、漫長的，但它的意義將與這些理想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