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愛拼才會贏。也有人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在電視劇《天道》中，丁元英在給準備扶貧的村民們介紹市場生存法則時也說：就是
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忍是一條線，能是一條線，忍和能之間就是我們的生存空間。這也道出了社會上、職場中一個基本的生存法則：要有所成就，就不能不忍耐拼搏。
只有拼搏奮鬥，一個人才能夠做出突出的成績，取得成功，所以，拼搏奮鬥並沒有錯。但是，凡事都有個度，過了這個度就會適得其反。如果過度勞動，甚至為了眼前的一點兒事而透支生命，那麼，對於個人來說，就容易造成亞健康，甚至出現過勞死。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這也會影響整個民族的生命力，就像農民耕種時過度耕作會損傷土地的肥力一樣，過度的拼搏也會使一個民族的生命力降低，出現“低慾望社會”、“宅一族”、“佛系青年”等社會現象。
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出版《低慾望社會》一書，作為“喪失大志時代”的新國富論探討了日本社會人口減少、老齡化、失去上進心和慾望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等狀況，觀察深刻，值得一看。
從歷史上看，在19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歐洲人普遍的身體狀況也發生了顯著變化。英國週而復始地復發流行病，簡直和經濟危機一樣形成了週期。德國和法國的士兵平均身高也逐漸降低。這個時候的歐洲人，絕不是我們現在印象中那種人高馬大的形象，而是比我們現在的身高矮多了，遠低於今天普通人的身高水平。
尤·馮·李比希在《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中的應用》一書中的指出，如果人的發育受到妨害，比如自然條件上營養匱乏、環境惡劣，或社會條件上過度開發、動盪不安，人體就會縮小，人們的身高就會普遍降低。根據書中的記載，在當時歐洲所有實行徵兵制的國家裡，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和整個應徵條件都降低了。
1789年以前，法國步兵身高的最低標準是165釐米；到了1818年這個標準變成了157釐米；到了1932年又降低了一釐米，變成了156釐米。即便如此，當時法國也有一半以上的人由於身高不夠而被淘汰，不能入伍。
這種情況在德國也存在。薩克森1780年軍人的身高標準是178釐米，到1862年則變成了155釐米，普魯士是157釐米。而即便按照157釐米的標準，每1000個應徵者中也有716個人不合格。可見，當時的歐洲人基本都是矮子。
後來歐洲人為什麼變得人高馬大了呢？看一看他們優越的營養條件，看一看他們悠閒自在的生活方式，就能理解了。如今，他們絕不會夜以繼日地加班，生活節奏比美國人還要放鬆。美國人在他們看來是清教徒國家，太強調剋制和奮鬥了，不會享受生活。對於很多歐洲人來說，在休息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享受生活的樂趣和生命本身的美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們對休閒的看重，遠遠超出了對工作的追求，對工資的渴望。
然而，再回到19世紀的歐洲，恐怕這種悠閒美好的生活還是隻能屬於少數貴族，大部分人還是要過著辛苦的、非人的生活。其中，英國從事陶器業的人們苦難尤其沉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記載到，陶器業對英國工人的摧殘十分嚴重。不少醫生都發現，從事陶業生產的人壽命都很短，一半以上死於胸腔病。
一位名叫布斯羅伊德的醫生說，“
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另一個醫生麥克貝恩先生也說：“我在陶工中間行醫25年了，我發覺這個階級在身高和體重方面顯著退化。”還有查理·帕森斯醫生義憤填膺地指出，陶工患病的最重要原因是勞動時間過長。“每當我看到這些，為滿足父母和僱主的貪心而犧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們的時候，我的憤慨一次又一次的湧上心頭。”
馬克思的這些記載，讓人每次讀到都會對當時資本主義的貪婪感到深惡痛絕。寫作《神曲》的詩人但丁曾經描繪過地獄的場景，馬克思卻說其中想象的最殘酷的地獄，也趕不上這種製造業中的情景。這也是馬克思之所以致力於批判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希望人能夠活得更好，能夠作為一個人而活著，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不僅僅是作為工作的機器和為盈利而燃燒的原料，在沉重的壓力下苟延殘喘。
馬克思的記載和論述發人深省。如今，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新時代，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地位和權利有了很好的保障。回頭看19世紀歐洲的狀況似乎是天方夜譚。對比之下，也讓我們更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我們要繼續為了創造美好的生活而努力，而拼搏，而奮鬥，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珍惜美好時代，讓每個人的生活更加全面，更加平衡，更有質量。尤其要注重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的關係，不要過度勞累，不要厚此薄彼有所偏廢。這既是為了讓自己過得更好，也是為了讓社會保持活力，讓民族有持續的生命力。
至少，我們再也不能，並且也決不會因為工作太拼而讓一代人長不高了。
文｜烏衣白話
今日話題：你會為了升職加薪而連續通宵熬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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