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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談話節目發展歷史久、形式豐富多樣，且具有完備成熟的製作體系，深受觀眾的喜愛，但近幾年來，因表演痕跡重、內容空洞、過度追求娛樂等因素，其節目品質不斷下滑，逐漸失去市場。而2016年騰訊視頻的創新型網絡談話節目《十三邀》，一改傳統溝通客觀中立的態度，以許知遠“偏見”的視角，帶領觀眾在與13位“社會切片”式人物的對話中，深入觀察和理解這個世界，節目至今已播出三季，都實現了點擊率與口碑的雙豐收。《十三邀》作為談話節目，通過在現實主義理論基礎上對“偽溝通”進行審美層面的反思性創作，使視聽化的溝通迴歸真實與深刻，成為談話節目“凋零”時代下的新生命。
“偽溝通”的視聽化源起
圖1
現實主義及“偽溝通”的概念闡述
現實主義，又稱寫實主義，是一種文學藝術的創作方法和思潮，它要求按照現實生活本來的面貌，選擇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作具體的、如實的藝術描繪，真實地、典型地再現社會生活，抵制“不現實的各種事物”，拒絕“詩”的謊言。現實主義最初起源於古老的文學理論，在流傳與發展中，逐漸延展到哲學、藝術等範疇，並日趨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話語成規。
“偽溝通”是指無質量的、缺乏真正思想交流或信息互動的溝通。就其形式而言，“偽溝通”交流不少，但是層次較淺，宛如“蜻蜓點水”，不觸及深入剖辯，溝通存在表演的性質；就其內容而言，“偽溝通”以娛樂化交流為主，忽略交流的多種立意需求，看似表面順暢，實際不含任何的溝通藝術，幾乎屬於無效溝通。“偽溝通”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一定範圍內已長期存在。
談話節目“偽溝通”亂象
談話節目是我國發展較早的節目形式，初期誠然不乏一些精品，為廣大受眾所青睞，但隨著傳媒發展日新月異與社會思潮快節奏變遷，一切形式的文化都附庸在“娛樂至死”的狂歡下，缺乏創新力，同質化嚴重。比如，《藝術人生》曾是央視一檔很有影響力的品牌談話節目，但後期節目套路化，主持人對嘉賓“淚點”的挖掘讓溝通變成虛假的、表象的煽情，一度引起爭議甚至飽受詬病。再如，風靡一時的談話節目《金星秀》也曾流行於大眾的茶餘飯後，金星直言不諱、犀利又毒舌的點評圈粉無數，但與嘉賓的溝通始終脫離不出情感、兩性關係等八卦屬性的話題。儘管獵奇與窺私慾是受眾需求的一部分，但是當品質向收視妥協，溝通不被賦予意義，反而作為手段程式化時，這種“偽溝通”的談話節目最終也會被受眾拋棄。
現實主義對“偽溝通”的批判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關心實際、關心人的存在和發展的世界觀，是客觀的、批判性的，它反對一切理想化的想象和偽飾崇尚的真實，要求描繪準確，形象典型，這些恰恰成為“偽”的對立面，是對“偽溝通”虛假與淺薄的駁斥。在過度娛樂化的大環境下，談話節目中“偽溝通”盛行，嘉賓在談話中或是千篇一律地打出“苦情牌”，將自身經歷誇張成大同小異的話本，或是嬉笑怒罵，不斷用私人生活或低級趣味博得受眾關注，“偽溝通”違背了溝通本應具有的現實主義藝術性質，“真實”和“深刻”亟需被重新審視。現實主義理論在內涵和原則上對“偽溝通”的否定告訴我們，溝通想要反“偽”歸真，必須要在現實主義視域下進行探索，而《十三邀》的出現，不失為一個契機。
圖2
《十三邀》反“偽溝通”的審美旨趣
反“偽溝通”就是要實現真實的、深入的、嚴肅性的溝通。作為一檔網絡談話節目，《十三邀》在宣傳伊始就打出了“偏見”的旗號：在形式上，節目採用紀錄片的手法，每季邀請十三位不同行業的精英作為嘉賓，與主持人許知遠進行思想上的溝通，企圖擺脫表演的桎梏，更熱烈地探討娛樂背後存在的社會現象、社會關係及伴隨的社會心理；在內容的呈現上，帶著“知識分子”標籤的主持人許知遠不斷將自己的疑惑拋出，不為溝通而溝通，在泛娛樂化的潮流下反其道而行之，拒絕一味追求絕對優勢的商業，轉而嘗試將情懷深化、將話語空間對立化，以期達到溝通的深度。《十三邀》無論在節目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是一個帶有強烈現實主義色彩的審美反思類談話節目。
形式美學下的真實到場
形式美是客觀事物外觀形式的美，其構成因素包括線、形、色、光、聲、質等外形感性質料和將這些感性質料按一定規律組合起來的法則兩大部分，具有獨立的審美意義，富於表現性、裝飾性和象徵性。形式美學作為西方美學史的主要思潮之一，強調作品結構中的美學觀和“有意味的形式”，比起“說什麼”，它更關注“怎樣說”帶來的愉悅，帶有科學傾向的結構主義、格式塔美學、符號主義和現象學等美學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形式主義美學的色彩，形式美學的“編排”手段和符號主義的“共通化”使現實主義在客觀地再現社會現實及塑造人物典型上有了落腳點。
“秩序”與“多樣性”相融合
達到真正的“溝通”，首先在形式上要摒棄一切表演的、虛假的感官呈現。形式主義美學講求排列組合後由“秩序”和“多樣性”引起的愉悅。《十三邀》採用了非傳統紀錄片的完形手法，表現出拼貼的、碎片的真實，以嘉賓的真實生活作為創作素材和表現對象，主持人的溝通只是在生活軌跡裡“自然”發生的。首先，這種溝通是去中心化的、無邏輯的，在敘述結構上構成視聽的寫實性；其次，主持人許知遠的獨白被賦予“言外之意”，展現給受眾他的內心世界——他始終無法理解一些既定的存在，固執己見又對自我存疑，成為敘述獨特的視角；最後，鏡頭記錄了他和團隊在採訪前後的行動，這些行動作為輔佐溝通的工具，將《十三邀》慢節奏的敘述補充完整。所有零散的、看似干預性的表達，實際上都在為溝通的話題服務，具有隱晦的“秩序”。
從多樣性的層面上來看，不同於演播廳錄製的談話節目，《十三邀》在主持人與嘉賓的溝通場景中，很少選取固定的、刻板的封閉空間，獨立工作室、餐館、酒吧和公園都是對話場景。沒有了舞臺的約束和現場觀眾的群體性圍觀、逼視，前臺包裝的刻意性被減少，私人領域公眾化的溝通也迴歸到“幕後”，從而交談出“偽溝通”臺本之外的真實思考與心路歷程。
主持人作為“公知群體”的符號化表徵
主持人作為談話節目的符號，有其獨特的群體性表象意義。在溝通中，主持人通過自身表達的可塑空間，能最大程度塑造節目的風格並形成節奏感，向受眾傳遞信息。許知遠作為《十三邀》的主持人，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笨拙的發問者”，他既對流行的一切提出質疑，又試圖從書裡已得的認知中找到合理性。許知遠身上體現的矛盾、糾結，正是一個“公知”群體的符號化表達，是時代發展下一種社會心理的縮影。在與嘉賓的溝通中，長久的沉默或忽而失語都是許知遠的真實狀態，鏡頭沒有將這些尷尬省略，而是如實記錄，將一個帶有鮮明“困惑”的知識分子形象展現在受眾面前，他所代表的群體符號成為節目獨特的視角，引導受眾帶著“偏見”的切入點完成溝通的全過程，從誠實和即興的對話中觸碰更深刻的思維，最終達到有效溝通，得到相應的審美體驗。
《十三邀》商業美學的
藝術價值訴求
傳媒的發展究其根本離不開技術的革新，這就註定了一切大眾傳媒或新媒體都帶有著與生俱來的商業屬性。談話節目本質上是一門擁有了商業色彩的藝術，也是含有藝術色彩的商品，那麼所謂談話節目的商業美學，就是指把談話節目的藝術創作放到市場規劃裡，使節目定位、宗旨、風格、環節上的設計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即在受眾的需求中，重新塑造藝術與商業的融合，消除藝術性與商業性在發展過程中的對立，最終兩者相輔相成，談話節目的藝術色彩依靠商業保證得到充分展示，商業性也因藝術的制約而獲得良性進步。
圖3
流量為王時代的“情懷”先行
在影視蓬勃發展的今天，談話節目層出不窮，成為大眾必不可少的生活調味劑。但近些年來，其格調低下、泛娛樂化的弊端愈加顯露，“人們有一種大量獲得信息的錯覺，但事實是他們連判別何為有效信息的能力都失去了”。不可否認，談話節目在商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溝通內容的趨向成為噱頭和炒作，卻遺忘了對藝術的責任。哈貝馬斯在《交往行為理論》中解釋道，交往行動是行動者個人之間的以語言為媒介的互動，行動者“從他們自己所解釋的生活世界的視野”“同時涉及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中的事物”，以達到真正的溝通。那麼，在談話節目中想要反“偽溝通”，就需要行動者——即主持人，用自身的知識儲備、所見所聞而發聲，甚至傾注其人格理想。《十三邀》便將“情懷”作為註腳，節目不迴避許知遠與嘉賓在對話中的大段空白，如實反饋他的自我堅持和自我否定，讓一切都在記錄中“正常的”進行。許知遠在對話的過程中，對自己的傲慢與偏見也毫無掩飾，他樂於以“知識分子”自居，又主動跨出書本的舒適圈去探尋現世，面對嘉賓從不噓寒問暖，不循循善誘，只是不斷拋出“為什麼”“怎麼辦”，甚至許多“不合時宜”的問題，不斷在溝通中深入挖掘，試圖打破人們思維中的慣性，讓內容更人文一些。
此外，溝通中的“情懷”在《十三邀》中並非傷春悲秋無病呻吟。《十三邀》對現實主義人文關懷的追求相當程度地消解了商業先行下的過度娛樂，許知遠期望藉助嘉賓作為公眾人物的影響，承擔起與知名度匹配的社會責任，如在對話演員姚晨時，許知遠認為明星“一方面被過度濫用，一方面被過度保護”。他對娛樂圈全然陌生，卻在談及姚晨利用微博影響力做慈善活動時，把這種行為定義成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情懷，他希望“流量”下的明星，能為大眾作更多回饋，以自身力量去推動社會更具人文力量。又如在與導演賈樟柯的溝通中，許知遠坦言自己基本是從賈樟柯的作品裡瞭解中國的變化，他在面對時代如此快速的發展時，同樣持悲觀態度。談到《三峽好人》這部電影時，賈樟柯認為即使社會在不斷向前發展，但三峽工程只是使湖北的窮人搬遷成為另一個地方的窮人。他們敢於談政治、談經濟，以人為中心點擴散到對社會的反思。之後聊到賈樟柯想大力推廣文藝電影，以及他的電影本身對中國社會進行的觀照時，許知遠所追求的人文關懷已經向受眾傳達了。
“精英”文化與大眾話語權衝突的建構
IP成為熱潮是傳媒發展的又一階段性特徵，在文化作為“快消品”趨於流水化與複製化的今天，“人們比任何別的時候都更容易將智慧與知識，知識與信息混淆起來，更傾向於用經濟學的方式來解決人生的問題、用娛樂的方式來對待精神的問題”，這一不可逆的社會現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知識分子話語權的缺失，精英文化被邊緣化。《十三邀》節目中的被採訪者多是各自領域的傑出人物——小說家、哲學家、成功商人、武術名家、導演、演員，不僅因為他們有豐富的故事可供講述，也源於他們可能帶來的影響力。“我多少期待藉助這種影響力，能對知識分子日漸邊緣的趨勢做出某種報復”，由許知遠的解釋可以得知，他所對話的嘉賓，大多是時代發展下的樣本，他們已有的成績側面描摹了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方方面面，正是這種精英化，使他們成為某種特定的“知識階級”，與大眾話語體系存在著文化衝突，他們既不同於大眾意義上的通俗性，也不全然文藝。
許知遠在對話現象級網綜主持人馬東時就引起了廣泛議論。表面上，許知遠與馬東在探討大眾文化的“精緻”與“粗鄙”，技術化下娛樂的“高雅”與“低俗”，但歸根結底，這是一場文學與商業的對話，是小眾文藝在面對大眾審美時提出的挑釁。許知遠在對話作家李誕時，兩人常出現“驢唇不對馬嘴”的問答，相較於許知遠在形形色色的書籍中尋找慰藉心靈的烏托邦，李誕充滿市井與現實，他在節目中說“人是活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和許知遠的形象呈現入世與出世的鮮明對比。《十三邀》中主持人與嘉賓通過思想碰撞建立起文化衝突，而這種“和而不同”的精英感更加深了與大眾話語權的空間距離，進一步與主流意識形態發生矛盾，但《十三邀》並非為了商業性去製造噱頭，它在每一個話題的溝通過程中，都只輸出觀點卻不做是非標準的評判，將思考的積極性還給受眾，讓受眾在深刻的溝通中進行有效提煉，從理性偏頗感性到場的狀態中剝離，重新審視已接收的信息，這是節目對溝通藝術的還原，更是對過度商業化下談話節目空洞陳乏的有力還擊。
《十三邀》摒棄了以往談話節目“假大空”的消極成分，創造性地在現實主義視域下對“偽溝通”進行了審美反思，致力於營造平等交流的氛圍，照顧受眾的情緒，實現節目有效的、有質量的溝通。《十三邀》的成功，值得所有談話類節目學習與借鑑，但與此同時，其作為小眾文化傳播的節目，也應盡力尋找精英受眾與普通受眾的平衡點，運用話題熱度打開市場，爭取流量，取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
本文首次發表於《傳媒》2019年第14期，第48-50頁，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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