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列主义 基督教（Christianity）
马克思在其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曾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把宗教降到私人领域，把它从公共竞争的喧闹中驱逐出去，从而使自己摆脱了宗教的精神压力。马克思认为这种分离是人同人相异化的标志，它使个人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必要的前进步骤，而开创这一步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一种革命性的进展。他认为基督教及其对个人和灵魂的束缚，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形式新教，是无个性特征的商品交换经济的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当恩格斯把路德教同他曾信奉过的加尔文教进行比较时也遵循同一个思想，认为加尔文教在性质上更成熟、更资产阶级化和共和化。恩格斯宣称，加尔文教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或早期资产阶级中的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教的先定学说植根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是无法预测的。
马克思于1847年猛烈地抨击了那种认为基督教的原则可以为共产主义提供一种替代方案的论调；认为基督教原则只是意味着懦怯、屈从，而工人阶级需要的却是勇敢和自尊。在《共产党宣言》（第3节）中，基督教社会主义则被作为工人阶级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封建保守的骗人的东西而不予置理。但不久马克思就认识到，在一个像法国这样的主要农业国里，牧师的影响可能会依然很大；因此，法国政府为恢复教皇在罗马的统治进行了武装干涉。几年之后，在去莱茵地区的途中，马克思就不得不感到以美因兹的主教凯特勒为其倡导者的社会天主教对工人所施加的有害影响了。
恩格斯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是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日益参与国际贸易造成的。在其关于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他把宗教改革运动说成是旨在进行资产阶级的和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第一次尝试；这场斗争由于市民同农民之间缺乏联系受到了挫折，而被剥夺了继承权、处于社会之外的社会最低层的人只能以早期基督教的至福千年的精神沉迷于对未来理想世界的幻想；再洗礼运动则是近代社会主义的最初的微光。
恩格斯在其后来的岁月中，曾多次重新探讨基督教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他在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研究基督教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位开拓者）的论文中指出，在世界历史上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宗教，不能仅仅作为一种骗术而不予置理；应当了解它产生的条件。罗马帝国的巨大苦难，无望获得物质的慰藉，而代之以求助于精神拯救；它学会了谴责自己的罪孽，以求得神的赎罪。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原罪的信条是唯一的基督教的平等原则，而这同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但他必然超出这一点，在其临终前，对早期基督教与他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运动作了比较，认为这两者虽都产生于被压迫群众，但基督教经过一段时期之后成了国教，而社会主义如今则无疑已争得了一种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迅速胜利的地位。他的最后一次表态是在1895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结尾部分，在那里他称赞早期基督教是“一个危险的变革党”，它蔑视皇帝，拒不在他们的祭坛上献祭，从而破坏了国家的基础。
下一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基督教的起源问题也感兴趣。考茨基就是对此作过彻底探讨的一个人，此外，他在很多著作中还论述过后来基督教的历史。比如，他追溯了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神学的影响，把德国神学采用的康德的伦理学看作是反对唯物主义的基础。正是考茨基对早期基督教采取了最坦率的态度。他强调指出奴隶服从的信条对奴隶主是有用的，否则他们就会用武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力。他不承认早期基督教在罗马社会的冷酷的条件下，能够随着自身财力和地位的改善而对社会的苦难起任何减轻或缓和的影响作用，而宁愿把社会情况的改善归之于政治的或经济的客观原因。后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也常常持类似的观点。用苏联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基督教的赎罪教义反映了被压迫劳动群众的软弱、无能为力和末日感”。然而罗·卢森堡除被基督教向今世无望的穷人提供安慰的信条所吸引外，还对早期基督教徒均分财产的因素感到兴趣，尽管这种共有因素只是消费共产主义而不是生产的共产主义而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她在1905年革命的动乱期间从事写作，并抗议基督教神父用以中伤社会主义者的手法。
从那以后，西欧出现了大量从不同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出发探讨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在天主教的国家中，作为保守主义支柱的天主教会的力量仍很强大，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上述思考如同处于天主教会所参与的法西斯统治之下的意大利的葛兰西的思考一样，往往必然涉及实际的路线。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则把17世纪的冲突当作最丰富的主题，因此，认为天主教尽管不是独立的，但却与新兴的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加尔文主义和无产者的再洗礼教的分枝的意识形态一道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卫理公会派与工业革命之间的联系。许多人都同意这样的结论即卫理公会派虽给予初期的工人阶级以有益的教训，但其总的影响却“阻碍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
但是同一位作家（汤姆森）指出，每一种宗教运动既有进步的作用又有反动的作用。“有两个救世主”，一个是统治者的救世主，另一个是劳苦者的救世主。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过去教会敌视共产主义的那种情况已有所变化，至少象后者对前者的敌视程度那样在不断减少。双方“对话”的大门已经打开；像法国的加罗第和英国的克鲁格曼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促进这种对话都很积极。基督教徒和各个教会都常常支持进步事业，包括支持殖民地的造反活动。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应当问一问自己，过去是否过于断然地否定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基督教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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