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加二等於四已經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開始。”這句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
他是19世紀俄國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一生命運多舛，因為寫下的文字和作品，以及參加某個小組，他被當局視為“異端分子”，被逮捕入獄判了死刑。後雖改判為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仍然對他執行了死刑儀式，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經歷了臨行前的死亡恐怖體驗。
後來，他服了兵役。他的妻子和哥哥先後離世，他備受打擊。他承擔了一大筆沉重的債務，併成為長期困擾他的主要問題。他生不如死。
他在寫《窮人》時寫給哥哥的信中說：“我已經發下誓言，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哪怕是身無分文、走投無路，我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絕不奉他人之命寫作。”
他坦言，債務讓他幾近崩潰。“那些討債的人不斷地給我施加壓力，甚至威脅要送我進監獄。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也不知道以後是否可以完全解決。你可以想見，這對我的精神狀況產生很大影響，往往一連數日讓我的情緒遭到破壞。但我不得不間斷地寫作，因此有時無法做到這一點。”
人，無論多麼堅強、勇敢和有思想，在面對經濟壓力和政治壓力時，都容易深受折磨。而陀思妥夫斯基無疑這兩樣壓力都遭遇了。除此之外，他同時還得忍受癲癇病和痔瘡發作造成的痛苦。
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刻處於苦難境地之中的人，寫出了《窮人》、《白痴》、《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一大批震驚世界的作品。他的作品見微知著，深入挖掘這個社會的本質及其弊端。他也因此被當局和狂熱者們所憎恨。他一度面臨著生死之憂。
但他其實是忠誠的愛國者。他坦言自己對俄國人民充滿感情，認為上層社會應該在精神上對人民採取平等態度，要從其惡行中看到閃光的東西，找到真理：“我們應該學會在俄國普通民眾的野蠻行徑中剝離出來他們的美。”
他說：“人不能僅僅靠麵包而活著”。儘管遭遇著不斷的折磨，他也有光明之心，對俄國社會和人類的未來充滿希望。他相信並強調愛的力量，並認為唯有如此這個世界才可以獲救。
但他筆下的文字和作品，由於被視為揭露”陰暗面“而備受質疑甚至鞭撻，他也招致了誤解、謾罵，被稱為”俄奸“，有不一而足的俄國人罵他為當時的歐洲”主子“效力，認為他別有用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為所動。他寫出了《地下室手記》，開篇就探討了那個”地下室人“到底有沒有病。其實所謂“病態”是對那個病態的社會不相適應而產生的症狀，因此，呈現的“病態”的人恰恰要比“正常人”來得清醒，顯得明白，這才是真正的“正常”；而那些所謂“正常人”，也許已經病入膏肓，感覺不到這個社會弊病之嚴重。
就在《地下室手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地下室人”的口吻說：“二加二等於四已經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開始。”他反對將人的生活公式化，反對以任何固定的社會模式或目的來限制人類真實生活本身。他還認為，一個人最根本的利益是其自由的意願，而這是任何理性所無法涵蓋的；與其說人是理性的動物，還不如說他是自由的動物。
2
魯迅就盛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偉大的“寫實主義者”——他在1926年6月14日《語絲》中發表文章說：
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不出來。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痴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並無目的，只為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汙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然而，在這“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的實驗室裡，所處理的乃是人的全靈魂。他又從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反省、矯正、懺悔、蘇生的路上去；甚至於又是自殺的路。…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於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作為一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相糾結的就是苦難和貧窮。他所愛所同情的是貧窮的人們，以及正在遭受苦難的人們。他在用自己的筆書寫這些苦難的人和事兒的同時，其實也將自己也加以苦刑了，魯迅說，他“從年青時候起，一直拷問到死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立場無疑就是這個：關注人——貧窮和苦難的人。除此之外，他還有一顆愛國忠於民族的心。但現實的詭異之處恰恰在於他所愛的國家、民族和人民，並不愛他，認為他是“罪惡滔天”，向當時的歐洲“投敵賣國”。這是何等的諷刺啊。
“我只有寫作才是出路”，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始終是一個俄羅斯人。一個人可以在思想上犯錯，但不能在良心上犯錯，更不能由於犯錯而成為沒有良心的人，也就是幹出違背自己信念的事情來。”
到底什麼是作家？或者說，作家是一條怎樣的路？他在《給費希娜、麥可夫、弟弟和多特列賓的信》中寫道：“我一直認為，作家的職業是很高尚的。我相信，只有走這一條路，才能真正有益於人民，同時可能引起人們的關注，重新獲得良好的名聲，讓自己的生活有保障，因為我除了一丁點兒文學才能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了。”
“關於寫作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只是堅持一個原則，不斷地努力寫作，努力再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但一般的讀者沒有什麼思考——他在談及他創作的《窮人》時說道，
“剛開始時大家對這部作品轟然叫好，一片讚揚之聲，接下來卻完全反過來了，變成了一片噓聲。…”立場變了，評價自然就變了。此一時彼一時，人的態度就是如此。因此，世界也就容易非黑即白、涇渭分明與“你死我活”。
對於爭論甚至謾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們都熱愛自己的祖國，只有在熱愛的方式上也許有些分歧，以後還會有許多爭論；這沒有關係，只要我們的心是好的，最後都會把事情辦好。”
但他同時強調他一以貫之的態度：“任何一個人，哪怕他是莎士比亞，也無法為藝術規定道路和目的，因為他不可能完全搞清楚那種永恆的共同理想。你可以猜想，可以期望，可以證明，可以號召，這些都是可以的，但不能為藝術設置種種障礙，不能在藝術領域充當專制君主的角色。”
3
作家是有體面的。或者說，應該給作家體面。作家同時也是一個危險的職業。
按照作家張煒在《匆促的長旅》中的說法是，“激情寫作屬於所有的作家。從歷史上看，寫作是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之一。”
張煒說過，“一個作家的重要從來不在於是否能賣，而是相反：內心裡嚴厲地拒賣。他的重要就在於能否為自己的民族提供一種精神、一種語言。”
尤其是當面對苦難時，作家該有怎樣的立場、態度和勇氣，是危險重重的。但有的作家會選擇直面苦難，以寫實主義者的態度和立場，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
“歷史的圖景一頁一頁無情地翻過。不管它繁花似錦，還是鮮血淋淋。變幻無窮是歷史也是生活的本質。但那些曾經在歷史的黑夜裡受苦受難——甚至死於非命的人們，註定只是一種可憐的犧牲品嗎？”中國當代作家和畫家馮驥才在他的《一百個人的十年》的新版序言裡這樣寫道，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應補充補償他們。
怎樣的補償都不如忠實地記錄歷史，並且從這種記錄中進行反思；最好的反思，是從提出問題開始的，是從關注樸素的個體與故事開始的。否則，“惡魔一旦化為幽靈，就更難以對付。”
馮驥才說：“無論活人還是死者，對他們最好的償還方式，莫過於深究這場災難根由，剷除培植災難的土壤。…這保證首先來自透徹的認識。不管時代曾經陷入怎樣地荒唐狂亂，一旦清醒就是向前過了一大步。”
“只有愛惜每一根無名小草，每一顆碧綠的生命，才能緊緊擁抱住整個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氣質，它驚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對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憂慮，以及它對大地永無猜疑、近似於愚者的忠誠。”對於個體的關注，亦是作家的一種功德無量和體面。
《二手時間》這本書是一部上乘的文學作品。它是20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最具分量的作品。這本書通過口述採訪的形式，展現身處關鍵歷史時刻的普通人的生活。作者追溯了蘇聯和蘇聯解體之後的歷史過程，讓普通的小人物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從而展現出身處歷史的轉折，以及人們如何追尋信仰、夢想，如何訴說秘密和恐懼，讓人們重新思考什麼是“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為什麼他們無法適應急劇的現代化，為什麼在近兩百年之後，依然與歐洲相隔。
在這本書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樣寫道：
“歷史只關心事實，而情感被排除在外。人的感情是不會被納入歷史的。然而我是以一雙人道主義的眼睛，而不是歷史學家的眼睛看世界的。我只對人感到好奇……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們是從地獄到地獄的。
我們覺得自由是非常簡單的，但一段時間過後，我們親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為沒有人教給我們什麼是自由，我們只被教育過怎麼為自由而犧牲。
可是開始的卻是“契訶夫式”的生活，一種沒有歷史的生活。所有價值觀都崩潰了，除了生活價值。生活是最廣泛的。我們產生了新的夢想……自由原來就是恢復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羅斯生活中羞於啟齒的。……整個歷史中，人們只是活過了，而不是生活過了。
一百年過去了，未來又一次沒有到位。出現了一個二手時代。”
有些人、有些事理應受到人類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終生的不安。無論怎樣的時代，都需要作家筆下的那些樸素的，老實的，忠誠的，守望的…文字。
薄伽丘的《十日談》這部偉大的作品同樣如此，警醒世人，儘管是以故事的方式。
不管是如《一百個人的十年》和《二手時間》一樣的非虛構寫作的寫實主義，還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的小說式的寫實主義，亦是如《十日談》一樣的故事體的寫實主義...本質上都是對現實的關注，對人的關注，以及對社會的記錄與拷問。
歷史會告訴人們，這些作家的作品是否值得讚譽和具有存在價值——應當更真實地懂得“寫實主義者”的思想苦刑與歷史意義——時間之河的流淌，自然會給出答案。
特別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句話：“藝術永遠是現實和能動的。”
“二加二等於四已經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開始。”為什麼？所有人若都在整齊劃一的公式之下活著，自然就不需要思考和獨立了，大家都有了標準答案，人變成了“非人”，活著而已。甚至活著可能有一天都難了。
作家立於世的意義之一，就在於時刻給人以一種“看見世界”的角度。真正的作家不會提供任何的標準答案，而是供以人們啟迪和思考的給養。
當然，最悲哀和最戲劇化的事情莫過於作家被標籤化，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遭遇的那樣：一度成了“全民公敵” 。後來，又被讚譽為“俄羅斯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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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三水
資深媒體人、財經作家與品牌策劃人
草根詩人、連續創業者
已出版發行多部財經著作
曾先後系統性地提出
現代新國企論、未來國企分化論
所著《大國企》、《誰人不識寧高寧》等書引發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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