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升任首相後，立即在徽宗的授意下，打著“紹述”宋神宗改革事業的旗號，開始了打壓元佑黨人，變更元佑條法所謂“崇寧變法”。首先，仿照熙寧年間設置三司條例司的體制，在尚書省設置講議司，由蔡京親自兼任提舉。崇寧三年，在顯謨閣（宋神宗御書閣）為熙寧，元豐功臣繪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廟；政和三年，1113年，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以之標榜蔡京為王安石改革的繼承人，是貨真價實的新黨，而將搜刮民脂民膏的行為稱之為新法。
夏日詩帖 宋 趙佶
其次，利用講議司作為黨同伐異，打擊異己的工具，其標誌和最大的功業便是樹立“元佑黨人碑”。崇寧元年1102年，九月，經過宋徽宗的同意，蔡京將文彥博，司馬光等120位元佑及元符年間恢復舊法的官員登記為元佑奸黨，由徽宗御筆親書刻石於端禮門，已經死去的削去官銜，活著的一律降職流放。
通過祥定元佑黨籍，正直的官員幾乎全被排擠出朝，而蔡京的同夥卻步步高昇，把持朝政。以蔡京為首的這個奸佞小人集團，被當時世人稱為“六賊”。
但是無論徽宗如何信任蔡京等人，他們的關係也是君臣，蔡京仍然是徽宗棋盤上的一個棋子。至高無上的權力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蔡京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更沒有反抗的能力。在統治核心決策層搞平衡，任用政見不同的或者不同派別的人同時或輪流執政互相牽制，是歷代統治者鞏固政權的政治策略和有效經驗，宋徽宗也是如此。他的御人之道便是對大臣今日用，明日免，即使蔡京也不過是他的工具。但正是宋徽宗對蔡京的強力支持，才讓蔡京有恃無恐。所以，徽宗失政和蔡京又很大關係，但在某些重大問題上，蔡京並不起決定性作用。對北宋亡國負主要責任的還是宋徽宗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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