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秋季，北宋政壇發生了一場大案——“進奏院案”。
後人稱此案為北宋第一起“文字獄”。
不過這樣的文字獄，讓幾百年之後的清朝乾隆皇帝很看不起。
我們先來看看“進奏院案”的來龍去脈。
慶曆四年秋季正逢賽神會，過節嘛，自然要慶祝一番，辦個飯局詩會什麼的。
北宋進奏院一班人自然也是如此做的。
宋代的進奏院，是各州鎮官員到京師朝見皇帝或辦理其他事務時的寓所，也是本鎮進京官員的聯絡地。
說通俗點，進奏院和現在的駐京辦很相似。
當時進奏院的長官是蘇舜欽，職位是“監進奏院”。
蘇舜欽像
看起來，監進奏院是個不大的官職，但是可不能小看蘇舜欽，他是當朝宰相杜衍的女婿。杜衍當時和范仲淹、富弼等人屬於改革派，正在在推行“慶曆新政”。
毫無疑問，蘇舜欽也是屬於新黨一派的，而且他素有文名，在文壇佔有一席之地的。
為了在賽神會這天組織聚餐飯局，蘇舜欽首先要想辦法解決經費問題。
他是如何做的呢？
很簡單，就是把進奏院中廢舊的紙張拿去賣了換錢。
進奏院這種地方，每年的產生的廢紙、舊文件、邸紙之類紙張很多，拿去賣錢是常用的處理方式。
“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燕飲之費”。
但是賣廢紙的錢遠遠不夠一場飯局的，於是蘇舜欽又自掏腰包捐了十兩銀子，其他人也各自湊了點錢。
於是蘇舜欽就在賽神會這天，帶著幾個同僚並邀請了其他單位的幾個文友一起喝酒去了。
這些人也都是當時的政壇新秀。
如集賢校理王益柔、殿中丞江休復、周延讓，太常博士周延雋、刁約等等。
文人集會圖
飯局上大家喝的好嗨，估計是酒精上頭，幾人還叫來了官妓歌舞助興。
這樣還是不夠的，文人集會，又豈能不寫詩唱和呢。
於是幾人紛紛寫詩留念。
其中王益柔寫了一首即興詩《傲歌》，詩中有一句很狂妄：
“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聖驅為奴 ”。
在酒精的刺激下，誰都沒有把這個當回事。
但是，很快大事不妙，朝廷知道這件事了，甚至連宋仁宗都知道了。
“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
宋仁宗為何知道呢？
原來是有人告密。
蘇舜欽籌劃飯局的時候，太子中書舍人李定聽說了，他也想加入其中。
但是蘇舜欽拒絕了，因為蘇舜欽看不起李定的為人。
此事說明李定的人品可能有問題，李定也很快用行動證明了他人品的確不好。
被拒絕的李定懷恨在心，於是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告發。
宋代的臺諫官員是很牛的，他們享有 “風聞言事”、 無須查實的奏事特權。也就是說哪怕他們舉報的是道聽途說的虛假消息，朝廷也不怪罪他們。
這是大宋給臺諫官員的特權。
宋仁宗
御史中丞王拱辰聽聞此事，立刻命監院御史上奏仁宗，彈劾參會官員。
彈劾的罪狀主要有三條。
一是“監主自盜”，變賣公家的紙張以用吃喝，是典型的腐敗行為。
二是“召妓樂”，這也是一大罪狀，更要命的是有幾人是處於服喪期間的，如此聚會享樂實在犯禁。
三是“放肆狂率，抵完先聖”，這裡主要就是王益柔的那首《傲歌》，對當今聖上和先聖周公孔子有大不敬之語。
罪狀的每一條都是有根據的，很容易查驗。
御史中丞王拱辰揪著此事不放，尤其是對王益柔要下殺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
此事越鬧越兇，已經不是一樁單純的御史糾察風氣的案件了。
因為此案背後有黨爭的影子。
王拱辰是狀元出身，受前宰相呂夷簡器重，他們同屬保守派。而此時呂夷簡罷相且快病逝，由范仲淹等人主政推行改革。
蘇舜欽和范仲淹及杜衍是同屬改革派的。
范仲淹
王拱辰抓住蘇舜欽的把柄，“舉其事以動相臣”，自然要藉機扳倒杜衍、范仲淹主政者，給改革派一個顏色看。
當時的黨爭已經很激烈，范仲淹自請外任不在朝內，面對此案出不上力。宰相杜衍也成為攻擊的目標，不能全力替女婿說情。
宋仁宗很生氣，要嚴懲一干人員，尤其是嚴懲王益柔。
最後還是樞密院副使韓琦提醒宋仁宗說：“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慼，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
韓琦暗示仁宗此事有黨爭的影子，宋仁宗的怒火才漸消一些，打消了殺人的念頭。
最終“進奏院案”處置如下：
帶頭的蘇舜欽、劉巽判監主自盜罪，除名勒停；
作《傲歌》的王益柔，降為州鎮稅務官；
其餘七八人也俱被嚴辦，或降職或貶謫。
事後，王拱辰等人十分欣喜，說“吾一舉網盡之矣！”
參加聚會的人被一網打盡，全部被嚴肅處置了。
因此事受牽連的梅堯臣曾作詩一首，諷刺聚會被拒轉而告密的李定。
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眾賓。”
“進奏院”案一向被認為是場冤案，是一場文字獄。
普遍的看法是“事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冤之”。
不過，蘇舜欽等人的行為的確有違法違紀的一面。
廢紙也是公家的廢紙，跑不掉公款吃喝罪名。服喪期間吃喝玩樂更是不孝之最，最後酒後議政，侮辱先聖也是事實。
正如後來的朱熹評價的那樣：“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個輕薄做得不是。”
只能說，王拱辰等雖有黨爭打擊報復的動機，但是蘇舜欽等人行為給他提供了絕好機會。
事前，范仲淹預感朝廷黨爭太激烈，自請外任，事後杜衍罷相，富弼等人也自請外放，一度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在黨爭下草草收場。
作為一場帶有明顯政治干預的案件，時人及後人對“進奏院”案中受牽連的人給予了很大的同情，即便是後來官修的《宋史》也給與這些人同情和惋惜，認為“黜非其罪”。
這些人的政治生命過早地終結了。
蘇舜欽像
作為事件組織者的蘇舜欽，受到的處分最重，“除名勒停”，徹底被斷絕了仕途，四年後便鬱鬱而終，年僅四十歲。
其實宋仁宗最終給整個案件的定性是官員經濟問題和作風問題，而不是文字獄。
因為發表了“大不敬”言論的王益柔得到的懲罰並不比其他人更嚴厲。
這樣的處理方式和結果，讓幾百年後的乾隆皇帝很是不滿。
七百多年後，乾隆皇帝在談到“進奏院”案時，說道：“特宜正王直柔侮慢聖賢之罪，而蘇舜欽輩醉飽之過，則教而不怒”。
在乾隆皇帝看來，宋仁宗的處理是本末倒置了。
蘇舜欽不過是吃喝“醉飽之過”，批評教育一番就可以了，犯不著動氣發火。而王益柔的“侮慢聖賢”才是大事，應該明正典刑，重罪處罰。
所以乾隆皇帝認為應該給此案撥亂反正，“正王直柔侮慢聖賢之罪”。
不過乾隆皇帝估計是日理萬機，記憶出了問題，把“王益柔”記成了“王直柔”。
王益柔應該很慶幸是生活在了宋代，若是在清代，活的時候要抄家滅族，死了也要剖棺戮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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