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内容丰富、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文心雕龙》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与“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
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只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从《时序》到《程器》等五篇，则属于批评论。其中《时序》《物色》两篇，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两方面的内容。《时序》从历代政治面貌、社会风气等方面，来评论作家、作品及其发展情况；《物色》从自然景物、四序变迁方面，来评论《诗经》《楚辞》汉赋及“近代以来”的创作情况。两篇比较起来，《时序》侧重于文学批评，《物色》侧重于文学创作。
同时在传统修辞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这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和“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他在《炼字》中提出用字“四要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在语法修辞方面，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他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在谋篇布局上，《文心雕龙》强调重涵养，立风格。文章要有风格，更要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
在距今1500余年之前，刘勰能提出这如此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的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乎作者的思维、气质、涵养和才情。
他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上，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
《文心雕龙》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主张；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閱讀更多 城閱書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