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山文（TheodoreHamberg），是个瑞典基督教路德宗的在华传教士，主要活动于中国华南地区。他只活了35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无论是宗教学术还是传教事业都乏善可陈，本来极可能一生碌碌无为。
1852年暮春，韩山文在香港结识了一位“矮小圆脸的客家人”，与这个人的结识及成为密友，改变了韩山文的一生，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个客家人比韩山文小3岁，名叫洪仁玕。
洪仁玕其人
洪仁玕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详细讲给了这位“洋兄弟”，而“洋兄弟”也极为有心地记录了下来。1854年，韩山文将这些记录用英语结集成册，在香港以《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chuen and Oringin of the Kwang si insurecion)之名出版，后连载于上海的《北华捷报》；该书之后又在伦敦以《中国叛军首领》（The Chinese Rebel Chief）之名出版。1935年，简又文将该书译为中文，定书名为《太平天国起义记》。作为中国人，对这个书名更为熟知。
韩山文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使西方第一次近距离了解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这伙东方的“上帝之子”，也让清政府开始真切地感知到自己最强悍的敌人。
复制的太平天国“金銮殿”
根据洪仁玕自己的回忆，他是族兄洪秀全最早的追随者，但由于家人的强烈反对甚至棒打，他错过了与族兄及冯云山远赴广西桂平的征途，也因此错过了太平天国早期的所有活动，并受族兄的牵连，成了清政府严拿的通缉犯，只能远逃香港避祸。
1858年5月，洪仁玕离开香港赴天京投奔族兄。途中历尽艰险，于1859年4月22日才抵达天京。5月11日，洪仁玕被天王洪秀全封为干王，也被人称为太平天国的“总理”。
洪仁玕之后的人生虽然还只有短短的5年，但其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显然不是本文这点儿篇幅所能涵盖的。故而，我们只选取其中的一点——《资政新篇》。
洪仁玕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有3部，一部就是上文提到的，由他口授的《太平天国起义记》；还有一部“作品”是他1864年10月9日在江西被俘后，亲笔写就的3000多字的《干王洪仁玕亲笔供状》；第三部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其书
《资政新篇》，全文7000多字，1859年由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刊行。
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二（1861年5月1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从王韬（字兰卿，晚清思想界重量级人物，被称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处得到4本太平天国印书，这些书由到访过天京的英国人携回。其中就有重刊于“庚申七月”（1860年）的《资政新编》。
洋务运动的几位“地方代表”
赵烈文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评价这本书：
“庚申七月刻《资政新编》一本，贼族洪仁玕所作以上洪逆者，文理较明白。其中所言，颇有见识：一曰：‘风风类’，言中国民人浮侈之习，难以法禁。惟在上者以为可耻之行，见则鄙之忽之，民自厌而去之矣。二曰‘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所有在沪西国教士皆列名在上，此皆两粤人习染年深，视外邦如神明。然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三曰‘刑刑类’，以为用刑当体第六天条弗杀之义，凡人重罪，惟当吊死云云。以此观之，其人亦尚仁恕，非暴虐之徒。此三类每条上皆有洪秀全批云‘此策是也’数字。闻洪仁玕在贼中甚得权，其人亦粤西人，与逆同族，曾入县庠，滋事斥革，后投贼中，其未至金陵时，曾到上海留数载，故夷情最悉。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能静居士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7月第一版第一册第298-299页）
《资政新篇》部分思想与洋务运动实践高度契合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系统阐述了他为太平天国未来发展提出的治国纲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带有全球视野的近代国家蓝图。
《资政新篇》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门类，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系统表述了应效法西洋各国进行变革的思想。我们只需稍加对比就不难发现，《资政新篇》中许多思想与洋务派稍后的一些实践，尤其是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尝试具有高度契合。而在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洪仁玕的理念甚至远远走在了洋务派的前面。
他主张建立和发展实业，开办工厂，修建铁路和公路，制造轮船，创立银行，开发矿产，建立国家邮政体系等等，并提倡鼓励、扶持私人创办实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首倡建立专利制度。
洪秀全雕像
他主张大力兴办学校、医院和“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慈善机构。他提出：“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己不致尽亏。”这实际上就是西方的保险公司。
在外交领域，洪仁玕也提出所谓“柔远人之法”，“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洋人“技艺精巧”，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可资借鉴，要先允许其通商，但不能擅自进入内地。只允许他们的传教士和教授技术的人进入，教导中国民众。只许他们为太平天国献计献策，不允许他们诽谤、诋毁太平天国的基本国策。
就经济和外交方面而言，洪仁玕的主张与洋务派的实践相比毫不逊色，而在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主张，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洪仁玕的主张要比洋务派早好几年。
“用夷之道，还施于彼”
上文提到的赵烈文，在他看到《资政新篇》后的大约半年后二入曾国藩幕府。就剿杀太平天国起义的方略，赵烈文向曾国藩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曾涤生大帅书》。在这份万言书中，赵烈文就“夷务”向曾国藩提出了5个建议：
一、搜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置之左右”；
二、搜寻曾经去过外国的人咨询外国的底细；
三、在各口海关与“夷务”有交集的部门中安插人员；
四、在洋人的使领馆和其它机构中收买内线，让这些内线及时提供情报；
五、收买聪颖干练之才，让他们登上洋人的船只，游历列国，获取外国政治、经济、地理等情报，并了解外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
赵烈文认为：“用夷之道，还施于彼，其事亦易,非甚难为也。”（均见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第一版《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191-192页）
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政新篇》的有关内容给了赵烈文启发，而他将之融合进《上曾涤生大帅书》。他的这些建议，有些直接影响了曾国藩的行动。
纸上谈兵乌托邦
洪仁玕的思想是超前的，可惜的是，他的所有建议最终都只是空谈，没有一条在太平天国落实。最终倒是他的敌人——“清妖”做了部分实践。
我个人认为，洪仁玕的这些先进思想几乎都源于他在香港、上海等地的见闻。《资政新篇》其实只是干王“洪仁玕个人体验之产物”。在太平天国内部，除去天王洪秀全，没几个人看得上这位缺位于天国最艰难时期，却空降而来的“总理”。再加上他天王之弟的裙带关系身份，更使得天国诸多高级将领内心极其抵触。可以这样讲，洪仁玕在香港、上海的经历和见闻，于那些两广“老兄弟”而言，实在太遥远、太虚幻了。
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曾供述：“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增补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附录·忠王答辞手卷》第401页）
忠王李秀成雕像
据洪仁玕被俘后于同治三年九月二十八（1864年10月28日）在南昌做的第二份“供词”（非亲书）：“那上海本有夷人，伪忠王带了二千人想破上海，被夷人空城计败回。伪忠王于庚申年五月破苏州，小的想与夷人和好，亲到苏州，夷人因闻伪忠王有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话，以致不能得上海。至那年八月，小的转回南京。那广西老贼都是开国的功臣，各顾自己，不成大局，见小的言语公正，都想推小的出京，而伪忠王、伪英王又不能依小的计议，以致今日之败。”
可见，他至死都希望联合洋人共灭清妖，他认为，他的计划不为“老兄弟”们理解和支持，才造成了天国的最终失败。简又文先生据洪仁玕自述英文版回译的一段内容：“现在说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载《逸经》第九期《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供词之回译》）当时洋人的背向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的战争胜负。这一点，洪仁玕理解得非常准确。
我在想，如果当年洪仁玕能和赵烈文见一面、聊一聊，会不会有惺惺相惜之感呢？
康涛
2020年3月26日于北京无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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