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由还是人身限制，自由经济还是强制封锁？在防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欧美社会在这些抉择面前出现分歧。
康奈尔大学的历史教授Lawrence Glickman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探究了所谓的“美国人精神”中保守的一面，如何导致了美国抗疫中的诡异一幕：牧师、政客、总统乃至一大批媒体在号召民众们，即便冒着死亡的风险也要发展经济。
东亚文化下的个人，对规则、权力的顺从程度相对更高。疫情如镜面，让虚幻的“国民性”变得有辨识度，而自省比自视甚高更可取。我们编译了“The Conservative Campaign Against Safety”这篇文章，为读者提供一段异域语境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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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重新点燃了一场长久存在的辩论：自由与经济和个人安全之间的关系。
在许多地区进行部分封锁仅仅一周后，唐纳德·特朗普和一些人抱怨起了过度规避风险的公共卫生官员是在以扼杀经济作威胁。特朗普坚持认为，过度谨慎会适得其反，而且很危险：“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比问题本身更糟糕，”他3月22日发推文如是说。次日，他在白宫举行的新闻通报中说：“我们建立国家不是为了关闭。美国将很快重新开放商业活动。”
保守派支持并进一步扩展了特朗普的立场。专栏作家阿伯纳西（Gary Abernathy）在3月25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参议院通过的刺激计划和居家防护的措施完成了美国“几十年前开始”的倾向社会主义的进军。“由于经济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被摧毁，自由与风险之间的脆弱平衡完全不容细想。”
阿伯纳西写道，“在现实生活中，坏事发生并不是我们的错，但我们仍然必须靠自己找到应对和恢复的方法。只有在假想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政府——人们还认为，无论关闭了多少家企业或损失了多少份工作，没有人会拿不到薪水。
还有一些保守派则将保护措施认定为威胁，不仅威胁了美国稳固的个人主义，还威胁到“男子气概”（masculinity）。
基督教牧师沙特尔斯沃思（Jonathan Shuttlesworth）称进行社交距离防护的人为“娘娘腔”（sissies）和“男同性恋”（pansies），被“阉割”过；形容用洗手液的基督教徒信仰是假的，“没种”。另一位牧师则表示，他永远不会关闭教堂，因为他的会众不是“同性恋”。
包括德克萨斯州副州长在内的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包括格伦·贝克在内的权威人士甚至提出，老年人应该自愿冒着生命危险维持经济。
我们何以走到这一步——牧师、共和党政客、总统乃至一大批媒体在号召民众，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拯救经济？
这种辞令由来已久。它源于对《新政》[1]及其创建的社会保障网络的强烈反对，保守派认为这些是反美国、反资本主义和自我阉割的行为，对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经称之为“进取精神的强有力特权”构成了挑战。然而正如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相信《新政》自由主义削弱了美国，未来的人们也不大可能回过头来赞同对“社交距离防护”的抵制运动。
“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1933年第一任就职演说的承诺核心。这一概念在他1941年的“四大自由”演说中再次出现——“免于匮乏的自由”。在罗斯福1935年向国会的陈辞中，他提出表述新政目标是“保护这个国家的男女老少免受生命中某些危险和兴衰变迁的影响”。《社会保障法》是罗斯福总统取得的主要内政成就。
保守党谴责这种对安全的特别强调，认为这是对美国精神的遏制打击。一则1935年的《伊利诺伊州日报》社论“新政毁灭之路”，就抨击了罗斯福的政治原则，即“联邦政府应像管理无能的孩子一样统治其公民”。同年，佐治亚州州长Eugene Talmadge用一种结合性别角色、国家主义和天真幼稚的修辞——“母乳喂养、直通社会主义、平庸的愚蠢”驳斥了新政所取得的成就。1936年，共和党参议员Frederick Steiwer将美国传统的自由进取精神与“软弱没骨气的家长制”进行对比。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J. William Ditter在1939年为新政的许多批评者代言，作为“实干家”，怜悯“凝望星空”的新政主义者，他认为罗斯福“假想的安全”没有提供一个自由社会需要的现实基础。
新政实施后，保守派继续贬低对安全的强烈需求，常用理由是“对男性气质的攻击”。1949年，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兼总统候选人Strom Thurmond表示：“鼓励美国公民期望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美国”、更具有破坏性了。”
上世纪中期的保守主义修辞中，一个始终不变的观点是，称赞风险是美国公民身份和成年精神的本质，并坚持认为健康的经济是必然危险的。“我们必须维护美国冒险的自由传统——输掉T恤，只要你愿意，”美国商会的Eric Johnston在1943年如是说。全国制造商协会的H·W·Prentis在1942年表示，“自由不属于弱者。”只有“极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挑刺者”会错误而危险地“把安全放在首位”，从而威胁到美国的自由。1950年，《游行》杂志的出版商Arthur H. Motley将“破产的自由”列为“我们最重要的自由”。
否认罗斯福的政府保障使自由成为可能的观点，一位批评家甚至宣称“自由与安全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Howard Robson议员认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不仅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在自由的背景下是不可能的”。
这种批评并非一成不变地被采用。在谴责政府对个人的保障措施为“溺爱”的同时，1930年代许多商业领袖很乐意接受政府为帮助其公司而采取的行动。从1933年成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以救助银行，到“成本增值”合同以保证二战期间工厂得到私营利润，企业家们都依赖政府提供的保障措施。这种虚伪的行为代代相传：政府对穷困个人的保障被视为对自由的威胁，而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被认为是维护自由的必要条件。
新政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罗斯福是正确的。联邦安全网的建立和扩展使战后的繁荣成为可能，这对美国工业和工人均有利。即便如此，今天的保守派仍将福利国家的扩张视为对社会的致命威胁。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说法是，《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令“自由进取精神消失”，这与《新政》反对者的错误如出一辙。这些批评家的过去和现在似乎无法理解的是，某种程度的安全性使人们更多而不是更少地愿意冒险：如果你不必担心健康保险，你有可能放弃没有前途的工作，去成立一家新公司。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就像对全世界大多数人一样，新型冠状病毒用最浓缩的形式体现了罗斯福所说的“生活的危险与变迁”。为了面对这些危险和变迁，保护自己，帮助困窘的邻居，保护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的不是令人厌烦的、不正确的“安全如何威胁自由”的争论，而是大胆的《新政》式的政府行动来克服困难。《新政》的启示是，自由与安全不仅相容，而且相互联系。
译者注：
[1] “New Deal”，特指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应对经济危机实施的新政，主要内容可用“三R”来概括 , 即复兴 (Recovery) 、 救济 (Relief) 、改革 (Reform) 。《新政》全面扩张了总统权力，逐步建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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