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北宋最初的百年，是北宋文化從萌芽走到盛放的百年，重文抑武，崇尚文筆的政客開始多於拿起屠刀的將士。而北宋的文學風氣，開放程度到了宋仁宗時代，忽地達到最高峰。北宋名相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人，更是“政客”文學的代表者，他們的文學起源於“政治”，是那個政治開放時代最好的體現，從“明月樓高休獨倚”再到“醉翁之意不在酒”，既是文學無暇的篇章，也是政客心靈的詮釋，滋養他們的環境是“仁宗盛治”，也是“慶曆士風”。
轉善的風氣：喜歡言官的宋仁宗（一）
明道二年，代君攝政十一年之久的劉後病逝，宋仁宗親自執政的時代來臨。劉後在天聖、明道朝的影響力是深遠的，因為她有“武后”之心，導致朝廷內外對她都感到惶恐，其中也包括宋仁宗。因此，在她去世後，宋仁宗為了擺脫劉後勢力殘留下來的影響，立即將“提拔”的目光放在那些因為“直言還政”而導致得罪劉後的“諫臣”，一是為了洗去劉後的影響，二是正式樹立自己的政治團隊，虛心納諫。
那麼在明道二年被宋仁宗重新重用的官員大多數都是在劉後“臨朝稱制”之時，保持理性且正確態度的人。其中李迪、張士遜、范仲淹、劉沆、曹修這幾人都是“重用派”的代表，李迪在不久後又重任“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在天聖年間要求劉娥還政的范仲淹被拜為“右司諫”，劉沆與曹修這兩個與劉後鬧得最僵的言官，也被宋仁宗放在言官團隊的高層位置，目的便是放出“重用直言者”的鼓勵信號。宋仁宗第一次進行的“人事更換”，深層次來說，代表了宋仁宗對於“言官”直諫的一種接納且熱衷的心態，而這個風氣，形成了後來“慶曆士風”的基礎。因為宋仁宗虛心態度的打開，明道二年起，宋仁宗的執政走入理性階段。《宋史》對此有言：“
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而“仁之世”則是持續了三十年之久。
范仲淹
因為仁宗的轉變，北宋“重文抑武”的格局才正式由此轉變，畢竟前三朝幾乎所有時間都淪陷在對外戰爭之上，而真宗和仁宗交接的時期，又有劉後這一變數，她對言官的直諫，是有著遏制意義的。所以到了仁宗親身執政，於外而言，相對穩定，於內來說，國內還需改革之事千千萬，文官有廣闊的空間可施展抱負。文人的地位也同樣造就文學思潮，這就是“文與思齊”的一個表現，從政治帶動，反映到文人政客的作品中。
文人政客成為時代主角的必然性
北宋的“文治”起於趙匡胤的“不殺士大夫”的君誓，這既是趙匡胤作為一個武君對文治的一種渴望，但也實際上歷史發展的必然。仁宗朝，真正的文治的大環境，才算形成，從君主到社會，從外交到實況，文人治理是百廢待興，武官不再獨自光芒。
- 一、五代後，文人是走向和平的條件
宋自五代蛻變而來，不僅是君主，更是當朝官員的構成，幾乎都是五代末赫赫有名的武將們。這樣的國家既強大也存在隱患，對於趙宋而言，唯有文治，稀薄亂斗的“基因”，才可以獲得一個穩定的江山。真宗後期，隨著寇準、李迪之流的高權直言者影響國家走向，並且是具有積極性的，文官的地位便已經和武將平等了。即便是劉後攝政，其陣營裡的呂夷簡也同樣是“凡事講理”、“有理不怕說”的行為作風，劉後雖然對呂夷簡做事的細節不滿，但劉後攝政期間的良好局面，卻也是離不開呂夷簡，這就是文人治世，文人走到歷史前臺的潮流使然。
- 二、“臺諫制度”的深化
宋史有言：“宋之立國，元氣在於臺諫”。“臺諫”在歷史中不同的時代來說，並不是必需的，臺諫是宋代“三權分立”的重要位置，他獨立於“皇權”、“相權”之外，是監督查漏的核心機構。明道二年後，宋仁宗首先恢復的並不是大能力者，而是言官，是臺諫機制。然後更是在言官的群體裡，找到未來的宰相，因此可以說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源於仁宗的長期培養。宋仁宗並不是一個任性的皇帝，他擺正自己的位置，不濫用權力，尊重言官，也忌憚相權，隨著他親政後“臺諫”格局的深化，文人們都有了明確的發展方向，於是壯大文人政客群體。
- 三、科舉的正式發力，輸送人才
明道年被大力發掘的這批政客，大多數都是在真宗後期穩定的科舉中競爭而來。科舉在宋朝早期走得也是極為地坎坷，合理地說，宋代的科舉完善化，也是在仁宗朝才實現。不過這並不妨礙仁宗重用個別人才，並培養人才。如天聖八年，中了進士的就有歐陽修，蔡襄，田況，還有後來的“王拱辰”，這一年，宋仁宗也僅僅弱冠。文人的增長，是仁宗時代，北宋中後期文壇鼎盛的主要根源，人才源源不斷的補充，加上“慶曆新政”中，范仲淹對寒門士子的扶持幫助，更是促進了這一文人走向前臺的進程。
慶曆士風：臺下朋友，臺上對手（二）
慶曆新政是北宋水到渠成的一次蛻變，是文人走到前臺後，醞釀的一次“主導變革”。而慶曆年，也是仁宗和其團隊展現在時代中“和而不同”的一年。因為“臺諫制度”的培養和篩選，來到慶曆新政的核心群體裡的成員們，幾乎都是
“有一說一”、“公私分明”的政治個性。慶曆年間的碰撞，是官員們純粹出於“公理”的競爭，不似劉後時期的“結黨立派”，他們既可以是臺下的好友，但在朝堂之上，又可能是吵得臉紅耳赤的對手。仁宗的慶曆時代，是史上最難得的“講理”時代，既集齊了“公正的文人”，又因為統治者的不偏不倚，提供了最理性的環境。那麼“慶曆士風”的最好表現事件，便是在慶曆四年所發生的“爭水洛城事”。爭水洛城一事，是慶曆士人就事論事的最好體現。其中范仲淹和韓琦既是交好的私友，但在這件事情上，卻沒有拉幫結派，依舊是講出“水洛城”的拿或放的真正道理。即便“爭水洛城事”到了後來因為“朝議”和執行的不成熟聯動，於是不了了之，但這個現象終究是好的，而在此事之後，范仲淹也依然與韓琦、尹洙等人交好，政治上的矛盾，並不會帶到私下來。范仲淹在去世後，韓琦悲痛不已，給予范仲淹的評價是：“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
因此不得不說，慶曆士風這種寬鬆又民主的政治環境，是古代社會中難得的，北宋慶曆年的故事，要比之北宋晚年童貫、蔡京之流坦蕩得多，也更容易令人接受。這是基於仁宗的所塑造的“政治生態”，更是與這一批慶曆士人的品性有關，這也與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一脈相承，慶曆士風，也是君子之風。
“慶曆士風”的存在意義
- 一、以“詩文干政”帶動政治文學
蔡襄和石介既是天聖同年，也是慶曆新政的重要支持者，其中《慶曆聖德詩》就是最好的“干政”表現。但除了“干政詩”之外，慶曆新派的詩人們，他們的文學作品也一樣廣為流傳，因為一個事件，從而閃亮一個群體，又因為這個群體的君子魅力，帶動了文學作品的發展，他們的詩是以“政治”為核心，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既是讓人大為震動的千古絕句，也是他的政治心靈的最好呈現。
- 二、是文人摒棄私慾的一次進步
自古以來，文人攝政往往會形成“裙帶關係”的朋黨之爭，朋黨之爭不以國家利益為主，僅為個人私慾，這種風氣，對朝政而言是巨大毒害的，對於宋仁宗而言，其本人必然更崇尚魏徵之流，而摒棄李林甫之輩。慶曆新派的“君子之風”，是仁宗培養下的一次大進步，是政客不再以“利益”為政治驅動的政治工作，正如南宋劉光祖所說：
“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鹹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因此，慶曆士風，也可以說是兩宋時代，文人公正思想最高時期。文人最灑脫的一個時代（三）
君子之交，兩宋之世，莫過於仁宗光景。說完了言官，說完了新派，其實他們能夠崛起並且大放異彩的根源，還是在於統治者“宋仁宗”的寬容。仁宗也同樣是從稚嫩走向成熟，後世評價他“百事不會，獨會做官家”，其實這一點是準確的。
宋仁宗或許更知曉自己的缺點，也知曉北宋的缺點，他並沒有過分執著於自己的能力，也沒有過分行使自己的皇權，在對待朝議，言官上，他持有了最謹慎也是最公平的態度，於是慶曆年，才出了范仲淹、韓琦、歐陽修、還有包拯之流，他們的公正流芳百世，那既是“公正”最好的年代，也是文人不用摒棄良知，說所想說，實現抱負的年代。
劉光祖認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議論以及“干政”文學，到了仁宗末年已經是鼎盛，而再到神宗時代，其認為“壞於熙”，這也說明了，慶曆士風，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在時代的推進，必然在當政者是“善良親切”的仁宗。宋仁宗作為最好的“言官合作者”，不以能力創造古今，卻以胸懷創造古今，如《東軒筆錄》的稱讚，仁宗確實是這個“文人最好時代”，獨一無二的打造者。
結語：
仁宗時代是“守成”下另類的蛻變，其實也可以從中看出，北宋最需要的是生產力和政治的調和，而不是需要野心家的獨裁。慶曆年間，文人們互相牽制，也互相學習，不以私慾斷決某事，官員們是真的心懷天下，毫不做作，他們經歷跌宕挫折，走南闖北，拿起過筆，也在戰場受過傷，他們也更懂百姓天下，有士人之仁，也有軍人之怒，所以，便打造了“仁宗治盛”的美名。
參考文獻：《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東軒筆錄》《北宋慶曆士風與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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