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北宋最初的百年，是北宋文化从萌芽走到盛放的百年，重文抑武，崇尚文笔的政客开始多于拿起屠刀的将士。而北宋的文学风气，开放程度到了宋仁宗时代，忽地达到最高峰。北宋名相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更是“政客”文学的代表者，他们的文学起源于“政治”，是那个政治开放时代最好的体现，从“明月楼高休独倚”再到“醉翁之意不在酒”，既是文学无暇的篇章，也是政客心灵的诠释，滋养他们的环境是“仁宗盛治”，也是“庆历士风”。
转善的风气：喜欢言官的宋仁宗（一）
明道二年，代君摄政十一年之久的刘后病逝，宋仁宗亲自执政的时代来临。刘后在天圣、明道朝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因为她有“武后”之心，导致朝廷内外对她都感到惶恐，其中也包括宋仁宗。因此，在她去世后，宋仁宗为了摆脱刘后势力残留下来的影响，立即将“提拔”的目光放在那些因为“直言还政”而导致得罪刘后的“谏臣”，一是为了洗去刘后的影响，二是正式树立自己的政治团队，虚心纳谏。
那么在明道二年被宋仁宗重新重用的官员大多数都是在刘后“临朝称制”之时，保持理性且正确态度的人。其中李迪、张士逊、范仲淹、刘沆、曹修这几人都是“重用派”的代表，李迪在不久后又重任“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在天圣年间要求刘娥还政的范仲淹被拜为“右司谏”，刘沆与曹修这两个与刘后闹得最僵的言官，也被宋仁宗放在言官团队的高层位置，目的便是放出“重用直言者”的鼓励信号。宋仁宗第一次进行的“人事更换”，深层次来说，代表了宋仁宗对于“言官”直谏的一种接纳且热衷的心态，而这个风气，形成了后来“庆历士风”的基础。因为宋仁宗虚心态度的打开，明道二年起，宋仁宗的执政走入理性阶段。《宋史》对此有言：“
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而“仁之世”则是持续了三十年之久。
范仲淹
因为仁宗的转变，北宋“重文抑武”的格局才正式由此转变，毕竟前三朝几乎所有时间都沦陷在对外战争之上，而真宗和仁宗交接的时期，又有刘后这一变数，她对言官的直谏，是有着遏制意义的。所以到了仁宗亲身执政，于外而言，相对稳定，于内来说，国内还需改革之事千千万，文官有广阔的空间可施展抱负。文人的地位也同样造就文学思潮，这就是“文与思齐”的一个表现，从政治带动，反映到文人政客的作品中。
文人政客成为时代主角的必然性
北宋的“文治”起于赵匡胤的“不杀士大夫”的君誓，这既是赵匡胤作为一个武君对文治的一种渴望，但也实际上历史发展的必然。仁宗朝，真正的文治的大环境，才算形成，从君主到社会，从外交到实况，文人治理是百废待兴，武官不再独自光芒。
- 一、五代后，文人是走向和平的条件
宋自五代蜕变而来，不仅是君主，更是当朝官员的构成，几乎都是五代末赫赫有名的武将们。这样的国家既强大也存在隐患，对于赵宋而言，唯有文治，稀薄乱斗的“基因”，才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江山。真宗后期，随着寇准、李迪之流的高权直言者影响国家走向，并且是具有积极性的，文官的地位便已经和武将平等了。即便是刘后摄政，其阵营里的吕夷简也同样是“凡事讲理”、“有理不怕说”的行为作风，刘后虽然对吕夷简做事的细节不满，但刘后摄政期间的良好局面，却也是离不开吕夷简，这就是文人治世，文人走到历史前台的潮流使然。
- 二、“台谏制度”的深化
宋史有言：“宋之立国，元气在于台谏”。“台谏”在历史中不同的时代来说，并不是必需的，台谏是宋代“三权分立”的重要位置，他独立于“皇权”、“相权”之外，是监督查漏的核心机构。明道二年后，宋仁宗首先恢复的并不是大能力者，而是言官，是台谏机制。然后更是在言官的群体里，找到未来的宰相，因此可以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源于仁宗的长期培养。宋仁宗并不是一个任性的皇帝，他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滥用权力，尊重言官，也忌惮相权，随着他亲政后“台谏”格局的深化，文人们都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于是壮大文人政客群体。
- 三、科举的正式发力，输送人才
明道年被大力发掘的这批政客，大多数都是在真宗后期稳定的科举中竞争而来。科举在宋朝早期走得也是极为地坎坷，合理地说，宋代的科举完善化，也是在仁宗朝才实现。不过这并不妨碍仁宗重用个别人才，并培养人才。如天圣八年，中了进士的就有欧阳修，蔡襄，田况，还有后来的“王拱辰”，这一年，宋仁宗也仅仅弱冠。文人的增长，是仁宗时代，北宋中后期文坛鼎盛的主要根源，人才源源不断的补充，加上“庆历新政”中，范仲淹对寒门士子的扶持帮助，更是促进了这一文人走向前台的进程。
庆历士风：台下朋友，台上对手（二）
庆历新政是北宋水到渠成的一次蜕变，是文人走到前台后，酝酿的一次“主导变革”。而庆历年，也是仁宗和其团队展现在时代中“和而不同”的一年。因为“台谏制度”的培养和筛选，来到庆历新政的核心群体里的成员们，几乎都是
“有一说一”、“公私分明”的政治个性。庆历年间的碰撞，是官员们纯粹出于“公理”的竞争，不似刘后时期的“结党立派”，他们既可以是台下的好友，但在朝堂之上，又可能是吵得脸红耳赤的对手。仁宗的庆历时代，是史上最难得的“讲理”时代，既集齐了“公正的文人”，又因为统治者的不偏不倚，提供了最理性的环境。那么“庆历士风”的最好表现事件，便是在庆历四年所发生的“争水洛城事”。争水洛城一事，是庆历士人就事论事的最好体现。其中范仲淹和韩琦既是交好的私友，但在这件事情上，却没有拉帮结派，依旧是讲出“水洛城”的拿或放的真正道理。即便“争水洛城事”到了后来因为“朝议”和执行的不成熟联动，于是不了了之，但这个现象终究是好的，而在此事之后，范仲淹也依然与韩琦、尹洙等人交好，政治上的矛盾，并不会带到私下来。范仲淹在去世后，韩琦悲痛不已，给予范仲淹的评价是：“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
因此不得不说，庆历士风这种宽松又民主的政治环境，是古代社会中难得的，北宋庆历年的故事，要比之北宋晚年童贯、蔡京之流坦荡得多，也更容易令人接受。这是基于仁宗的所塑造的“政治生态”，更是与这一批庆历士人的品性有关，这也与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一脉相承，庆历士风，也是君子之风。
“庆历士风”的存在意义
- 一、以“诗文干政”带动政治文学
蔡襄和石介既是天圣同年，也是庆历新政的重要支持者，其中《庆历圣德诗》就是最好的“干政”表现。但除了“干政诗”之外，庆历新派的诗人们，他们的文学作品也一样广为流传，因为一个事件，从而闪亮一个群体，又因为这个群体的君子魅力，带动了文学作品的发展，他们的诗是以“政治”为核心，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是让人大为震动的千古绝句，也是他的政治心灵的最好呈现。
- 二、是文人摒弃私欲的一次进步
自古以来，文人摄政往往会形成“裙带关系”的朋党之争，朋党之争不以国家利益为主，仅为个人私欲，这种风气，对朝政而言是巨大毒害的，对于宋仁宗而言，其本人必然更崇尚魏徵之流，而摒弃李林甫之辈。庆历新派的“君子之风”，是仁宗培养下的一次大进步，是政客不再以“利益”为政治驱动的政治工作，正如南宋刘光祖所说：
“本朝士大夫学术议论，最为近古，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间，道臻皇极，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祐盛矣”。因此，庆历士风，也可以说是两宋时代，文人公正思想最高时期。文人最洒脱的一个时代（三）
君子之交，两宋之世，莫过于仁宗光景。说完了言官，说完了新派，其实他们能够崛起并且大放异彩的根源，还是在于统治者“宋仁宗”的宽容。仁宗也同样是从稚嫩走向成熟，后世评价他“百事不会，独会做官家”，其实这一点是准确的。
宋仁宗或许更知晓自己的缺点，也知晓北宋的缺点，他并没有过分执着于自己的能力，也没有过分行使自己的皇权，在对待朝议，言官上，他持有了最谨慎也是最公平的态度，于是庆历年，才出了范仲淹、韩琦、欧阳修、还有包拯之流，他们的公正流芳百世，那既是“公正”最好的年代，也是文人不用摒弃良知，说所想说，实现抱负的年代。
刘光祖认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议论以及“干政”文学，到了仁宗末年已经是鼎盛，而再到神宗时代，其认为“坏于熙”，这也说明了，庆历士风，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在时代的推进，必然在当政者是“善良亲切”的仁宗。宋仁宗作为最好的“言官合作者”，不以能力创造古今，却以胸怀创造古今，如《东轩笔录》的称赞，仁宗确实是这个“文人最好时代”，独一无二的打造者。
结语：
仁宗时代是“守成”下另类的蜕变，其实也可以从中看出，北宋最需要的是生产力和政治的调和，而不是需要野心家的独裁。庆历年间，文人们互相牵制，也互相学习，不以私欲断决某事，官员们是真的心怀天下，毫不做作，他们经历跌宕挫折，走南闯北，拿起过笔，也在战场受过伤，他们也更懂百姓天下，有士人之仁，也有军人之怒，所以，便打造了“仁宗治盛”的美名。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东轩笔录》《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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