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旅法学者，张维为的弟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写的文章，认为方方日记会被“西方势力”利用。
宋写道：
看到宋鲁郑的文章，我满心欢喜，又不得不非常遗憾，像是吃了一口坏掉的奶油蛋糕一样。
为什么我会满心欢喜呢？因为我忽然感到，我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是太好了。
第一，宋鲁郑说，海外中国人，华人华侨的民心，民意，应能促使方方重新正视和尊重，这听起来十分义正言辞。然而却无法蒙上我的眼睛：道理很简单，假如抱有此类观点的人只是少数，那么怎能要求方方听从？但即便此类观点的人是多数，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适合运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呢？
很多人，肯定会点头：少数服从多数，难道还会有错？
当然有错。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讲过这么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全国人民发起投票，要瓜分潘石屹的家产，那么除了潘家人，谁又会反对呢？潘家的钱自然就会分光了。
按照这个逻辑，其实马云也不能免俗，柳传志就跑得掉吗？谁能幸免于难？
所以，少数服从多数，是必须有严格限定。多数人不能妨碍少数人的人身自由及他们的私产。
也就是说，多数人要瓜分少数人的私产时，不能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但很多人一起出去郊游，“少数服从多数”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合理合情的。
方方在海外出书，《方方日记》并没有违禁的内容，显然是个人自由。宋鲁郑你有什么资格来强迫方方？你煽动民意，“代表”大众，安的什么心？
第二，宋又提到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之前已经论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不能在任何领域内滥用。但如果碰上的是所谓“国家、集体利益”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上台时，也讲过“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这句话也被很多人引用。似乎为了证明美国也强调国家主义。
但是纵观历史，其实JFK这句话并未被广泛认同。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到底国家为了人民，还是人民为了国家？
他用三个半句精妙地阐述了国家和人民的正确关系：我们既不关心国家能为人民做什么，也不关心人民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人民可以通过国家来做些什么？
第三，宋鲁郑还提到法国大知识分子萨特，说萨特都不去领诺贝尔文学奖，方方还有什么利益的诱惑是不能抵挡的呢？
搞没搞错？之前第一和第二问题，还只是暴露了宋的居心叵测，看到这里，我十分怀疑宋是否可以当得起“读书人”这三个字。看来，复旦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在宋这里，成了“精致而功利的算计”了。
我不由得感叹，在宋的笔下，西方出版社要出方方的书，就是“迅猛介入”、就是“利益诱惑”，这种栽赃抹黑的手法，运用得异常娴熟。我就不去浪费时间驳斥了。
回到问题的重点：萨特为什么没有去领诺贝尔文学奖？
50年前，萨特正式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理由直到今天仍值得重提：“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这是一个十分简练但震古烁今的回答，许是冥冥中萨特的召唤，使方方那么义无反顾，与萨特追求自由和真诚的精神不谋而合。
令我非常遗憾的是，萨特的精神显然没有感召到像宋鲁郑这样名义上的“学者”。
虽然身体在法国，但是他做的最多的事情却是告诉那些“井中蛙”：井里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光明，而井外是多么的黑。
如果我不是能够独立思考，也就一起被他黑了。
此刻，我在黑沉沉的夜里奋力敲打着键盘。我回忆起上个世纪末的一些黄金般的日子。在那时，虽然人们也会觉得问题普遍存在，但人们都觉得这些问题在发展中会逐步解决，正如到了黎明，天总是会亮一样。
但如今，我却不得不感叹，有一种新时代的勤奋叫做凿壁偷光。
在今天，如果我们不去偷那一束光，不去放眼看世界，就只能看到自己周围那浓浓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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