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機會，我看到旅法學者，張維為的弟子，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寫的文章，認為方方日記會被“西方勢力”利用。
宋寫道：
看到宋魯鄭的文章，我滿心歡喜，又不得不非常遺憾，像是吃了一口壞掉的奶油蛋糕一樣。
為什麼我會滿心歡喜呢？因為我忽然感到，我能夠堅持獨立思考，真是太好了。
第一，宋魯鄭說，海外中國人，華人華僑的民心，民意，應能促使方方重新正視和尊重，這聽起來十分義正言辭。然而卻無法蒙上我的眼睛：道理很簡單，假如抱有此類觀點的人只是少數，那麼怎能要求方方聽從？但即便此類觀點的人是多數，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適合運用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呢？
很多人，肯定會點頭：少數服從多數，難道還會有錯？
當然有錯。房地產開發商潘石屹講過這麼一個思想實驗：假設全國人民發起投票，要瓜分潘石屹的家產，那麼除了潘家人，誰又會反對呢？潘家的錢自然就會分光了。
按照這個邏輯，其實馬雲也不能免俗，柳傳志就跑得掉嗎？誰能倖免於難？
所以，少數服從多數，是必須有嚴格限定。多數人不能妨礙少數人的人身自由及他們的私產。
也就是說，多數人要瓜分少數人的私產時，不能適用“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但很多人一起出去郊遊，“少數服從多數”選擇一個目的地，是合理合情的。
方方在海外出書，《方方日記》並沒有違禁的內容，顯然是個人自由。宋魯鄭你有什麼資格來強迫方方？你煽動民意，“代表”大眾，安的什麼心？
第二，宋又提到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我們之前已經論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不能在任何領域內濫用。但如果碰上的是所謂“國家、集體利益”呢?
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民主黨總統肯尼迪上臺時，也講過“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這句話也被很多人引用。似乎為了證明美國也強調國家主義。
但是縱觀歷史，其實JFK這句話並未被廣泛認同。經濟學家弗裡德曼說：到底國家為了人民，還是人民為了國家？
他用三個半句精妙地闡述了國家和人民的正確關係：我們既不關心國家能為人民做什麼，也不關心人民能為國家做什麼，我們關心的是，我們人民可以通過國家來做些什麼？
第三，宋魯鄭還提到法國大知識分子薩特，說薩特都不去領諾貝爾文學獎，方方還有什麼利益的誘惑是不能抵擋的呢？
搞沒搞錯？之前第一和第二問題，還只是暴露了宋的居心叵測，看到這裡，我十分懷疑宋是否可以當得起“讀書人”這三個字。看來，復旦民間校訓“自由而無用的靈魂”，在宋這裡，成了“精緻而功利的算計”了。
我不由得感嘆，在宋的筆下，西方出版社要出方方的書，就是“迅猛介入”、就是“利益誘惑”，這種栽贓抹黑的手法，運用得異常嫻熟。我就不去浪費時間駁斥了。
回到問題的重點：薩特為什麼沒有去領諾貝爾文學獎？
50年前，薩特正式拒絕領取諾貝爾文學獎。他的理由直到今天仍值得重提：“我拒絕榮譽稱號，因為這會使人受到約束，而我一心只想做個自由人，一個作家應該真誠地做人。”
這是一個十分簡練但震古爍今的回答，許是冥冥中薩特的召喚，使方方那麼義無反顧，與薩特追求自由和真誠的精神不謀而合。
令我非常遺憾的是，薩特的精神顯然沒有感召到像宋魯鄭這樣名義上的“學者”。
雖然身體在法國，但是他做的最多的事情卻是告訴那些“井中蛙”：井裡是多麼的美好，多麼的光明，而井外是多麼的黑。
如果我不是能夠獨立思考，也就一起被他黑了。
此刻，我在黑沉沉的夜裡奮力敲打著鍵盤。我回憶起上個世紀末的一些黃金般的日子。在那時，雖然人們也會覺得問題普遍存在，但人們都覺得這些問題在發展中會逐步解決，正如到了黎明，天總是會亮一樣。
但如今，我卻不得不感嘆，有一種新時代的勤奮叫做鑿壁偷光。
在今天，如果我們不去偷那一束光，不去放眼看世界，就只能看到自己周圍那濃濃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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