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問題始終都懷著濃厚興趣, 因為它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福祉。在早期有影響力的增長研究中, 人力資本和制度被認為是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的兩種驅動力, 例如, 羅默 (Romer, 1986) 等人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闡明人力資本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諾斯 (North和Weingast, 1989) 等人則論述了制度變遷的長期影響。
增長理論在進入21世紀後, 呈現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其中, 較為著名的是Galor和Weil (2000) 提出的統一增長理論, 認為人力資本累積是推動人類社會跨越經濟增長各歷史階段的關鍵因素。究竟是人力資本還是制度是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力量?這不僅是理論學界所關注的議題, 更是實證者們熱衷的題目。在檢驗這些理論的量化研究中, 較為出色的有Glaeser等 (2004) 所做的教育與長期經濟增長, 以及阿西莫格魯 (Acemoglu和Robinson, 2002, 2012) 等所做的一系列制度與經濟發展的實證工作。
Madsen和Murtin (2017) 發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的論文“British Economic Growth Since 1270:The Role of Education”, 繼續檢驗這些爭議。作者採用橫跨1270年至2010年的英國經濟數據, 研究英國經濟率先突破馬爾薩斯式增長陷阱而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成因。歐洲諸國的國家制度建設起步於中世紀。當時的繼承規範, 只對君主的近支男性親屬規定了相對清晰的繼承次序, 而對女性繼承人卻沒有清晰的界定。因此, 當一個國家缺乏近支男性繼承人時, 遠支的男性親屬會挑戰近支女性繼承人, 使國家陷於爭奪繼承權的動盪之中。繼承權的爭端一方面會導致內戰和叛亂, 直接損害已有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機構;另一方面還會造成長期不穩定的狀態, 降低統治者投資於國家建設與制度構建的激勵。缺乏強有力的國家制度, 最終會妨礙長期的經濟增長。中世紀國家君主缺乏男性繼承人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為:缺乏男嗣——衝突動盪——破壞制度——阻礙發展。
過去740年英國的年人均GDP增長率是0.5%, 教育貢獻了其中的59%。不論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還是之後, 教育一直髮揮重要作用:基礎教育作為工業革命之前人力資本的主要形式, 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中、高等教育則是在完成工業革命之後變得更為重要。然而, 制度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因果作用, 並不能被識別。作者認為:它可能通過影響教育或創新, 進而間接促進經濟的發展。
下圖顯示了英國自1270年開始的經濟增長路徑。經濟小幅增長至1387年, 而後到1600年之前, 就是漫長的增長停滯期, 這時英國正處於Galor和Weil (2000) 的統一增長理論所定義的馬爾薩斯時期, 其特徵為低人均收入。從17世紀初開始, 英國經濟開始了近兩個世紀的持續增長, 人均收入顯著增長, 跨越馬爾薩斯時期, 起飛至後馬爾薩斯時期。以1830年左右為界, 英國經濟增長明顯加速, 一舉跨越到高人均收入的現代經濟時期。
對數形式的人均GDP圖 (1270年-2010年)
作者接著考察在同一時期英國的人力資本增長路徑, 發現幾乎和經濟增長的大趨勢是吻合的。自1150年開始, 底層民眾因英國出現愈加頻繁的產權、商貿交易, 以及教會擴張等, 從而擁有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從圖5中可以看到, 以1700年左右為界, 之前200年英國教育處於持續增長階段, 之後則經歷了百年緩慢增長期。直到1820年左右, 第二次工業革命後期開始, 英國的教育才再次加速發展起來。
受教育程度圖 (1270年-2010年)
那麼, 是教育推動了英國經濟長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推動了教育的發展?
首先, 在1500年到1700年的教育發展階段, 印刷業出現技術突破, 使得書籍價格顯著下降, 各類印刷品的大量湧現, 引發民眾識字需求的增加, 初等教育從此開始被推動發展起來;16世紀新教改革的識字運動, 也普遍提高了英國低層民眾的教育水平, 此時英國經濟增長還處於停滯狀態。
其次, 第一次工業革命 (1760年-1830年) 期間是英國經濟的增長時期, 卻又是教育發展的停滯期, 高技術水平的工人被機器和低水平勞動者代替, 教育的投資回報低於其他行業, 大量兒童被僱傭, 經濟增長並沒有促進教育的發展。
再次, 縱觀歷史, 英國政府從沒有將其隨經濟增長而增加的財政收入, 投入到公共教育中, 直到1830年代才開始小規模建設, 20世紀初才真正進行。
最後, 自1400年至1950年, 英國勞動者的技能溢價 (有技能與無技能勞動者的相對工資) 始終呈現下降趨勢, 而後才大致保持穩定。這是因為在英國近代, 來自教會和民間的教育供給, 令受教育的英國勞動力能夠滿足, 甚至超過英國工業化過程中對其的需求所造成的。可見, 英國曆史上的教育發展不是由經濟增長所推動的。
接下來, 作者做了識別教育對英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的計量估計。首先, 需要考慮制度因素。本文采用執行力受限程度為指標, 1200年至1832年衡量的是王室與議會的權力轉移進程, 1832年英國通過議會改革法案之後, 權力分配至今未有大的變革, 故恆為常數 (見圖6) 。其次, 設法消除計量設計中的內生性問題。假定祖輩的教育特徵會通過父輩而影響孫輩的教育, 也僅會影響孫輩的教育, 而與當期的經濟無關。以滯後80年, 120年和160年的祖輩, 曾祖輩, 曾曾祖輩的受教育程度為3組工具變量, 分別替代當期的受教育程度變量, 並將制度等其他控制變量也視為內生變量, 而做了同樣3組滯後期的工具變量替代。再次, 為克服遺漏變量所帶來的估計偏差問題, 做了多組相應的穩健性檢驗。
執行力受限程度圖 (1270年-2010年)
最終的實證結果顯示, 教育是推動英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首要因素。作者認為, 背後的理論依據是Galor等人提出的統一增長理論 (Galor和Weil, 2000) 。處於馬爾薩斯經濟增長時期的英國, 在收入增加帶來的人口增加壓力下, 更多人對後代質量的重視高於數量, 教育出現增長, 累積推動技術進步以及人力資本的回報, 實現飛躍, 產生工業革命推進經濟增長。而制度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因果作用, 並不能被識別。作者認為它可能通過影響教育或創新, 進而間接促進經濟的發展。
本文為統一增長理論所描述的人力資本與長期經濟增長的關係, 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檢驗。制度與人力資本之爭還將繼續, 增長研究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也在交替推進, 經濟學家與經濟史學家們為民謀福之初心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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