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增长的问题始终都怀着浓厚兴趣,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祉。在早期有影响力的增长研究中, 人力资本和制度被认为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两种驱动力, 例如, 罗默 (Romer, 1986) 等人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阐明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 (North和Weingast, 1989) 等人则论述了制度变迁的长期影响。
增长理论在进入21世纪后, 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中, 较为著名的是Galor和Weil (2000) 提出的统一增长理论, 认为人力资本累积是推动人类社会跨越经济增长各历史阶段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人力资本还是制度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这不仅是理论学界所关注的议题, 更是实证者们热衷的题目。在检验这些理论的量化研究中, 较为出色的有Glaeser等 (2004) 所做的教育与长期经济增长, 以及阿西莫格鲁 (Acemoglu和Robinson, 2002, 2012) 等所做的一系列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工作。
Madsen和Murtin (2017) 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的论文“British Economic Growth Since 1270:The Role of Education”, 继续检验这些争议。作者采用横跨1270年至2010年的英国经济数据, 研究英国经济率先突破马尔萨斯式增长陷阱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因。欧洲诸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起步于中世纪。当时的继承规范, 只对君主的近支男性亲属规定了相对清晰的继承次序, 而对女性继承人却没有清晰的界定。因此, 当一个国家缺乏近支男性继承人时, 远支的男性亲属会挑战近支女性继承人, 使国家陷于争夺继承权的动荡之中。继承权的争端一方面会导致内战和叛乱, 直接损害已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另一方面还会造成长期不稳定的状态, 降低统治者投资于国家建设与制度构建的激励。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制度, 最终会妨碍长期的经济增长。中世纪国家君主缺乏男性继承人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为:缺乏男嗣——冲突动荡——破坏制度——阻碍发展。
过去740年英国的年人均GDP增长率是0.5%, 教育贡献了其中的59%。不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还是之后, 教育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基础教育作为工业革命之前人力资本的主要形式,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中、高等教育则是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变得更为重要。然而,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因果作用, 并不能被识别。作者认为:它可能通过影响教育或创新, 进而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下图显示了英国自1270年开始的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小幅增长至1387年, 而后到1600年之前, 就是漫长的增长停滞期, 这时英国正处于Galor和Weil (2000) 的统一增长理论所定义的马尔萨斯时期, 其特征为低人均收入。从17世纪初开始, 英国经济开始了近两个世纪的持续增长, 人均收入显著增长, 跨越马尔萨斯时期, 起飞至后马尔萨斯时期。以1830年左右为界, 英国经济增长明显加速, 一举跨越到高人均收入的现代经济时期。
对数形式的人均GDP图 (1270年-2010年)
作者接着考察在同一时期英国的人力资本增长路径, 发现几乎和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是吻合的。自1150年开始, 底层民众因英国出现愈加频繁的产权、商贸交易, 以及教会扩张等, 从而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从图5中可以看到, 以1700年左右为界, 之前200年英国教育处于持续增长阶段, 之后则经历了百年缓慢增长期。直到1820年左右,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开始, 英国的教育才再次加速发展起来。
受教育程度图 (1270年-2010年)
那么, 是教育推动了英国经济长期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首先, 在1500年到1700年的教育发展阶段, 印刷业出现技术突破, 使得书籍价格显著下降, 各类印刷品的大量涌现, 引发民众识字需求的增加, 初等教育从此开始被推动发展起来;16世纪新教改革的识字运动, 也普遍提高了英国低层民众的教育水平, 此时英国经济增长还处于停滞状态。
其次, 第一次工业革命 (1760年-1830年) 期间是英国经济的增长时期, 却又是教育发展的停滞期, 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被机器和低水平劳动者代替, 教育的投资回报低于其他行业, 大量儿童被雇佣, 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教育的发展。
再次, 纵观历史, 英国政府从没有将其随经济增长而增加的财政收入, 投入到公共教育中, 直到1830年代才开始小规模建设, 20世纪初才真正进行。
最后, 自1400年至1950年, 英国劳动者的技能溢价 (有技能与无技能劳动者的相对工资) 始终呈现下降趋势, 而后才大致保持稳定。这是因为在英国近代, 来自教会和民间的教育供给, 令受教育的英国劳动力能够满足, 甚至超过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其的需求所造成的。可见, 英国历史上的教育发展不是由经济增长所推动的。
接下来, 作者做了识别教育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计量估计。首先, 需要考虑制度因素。本文采用执行力受限程度为指标, 1200年至1832年衡量的是王室与议会的权力转移进程, 1832年英国通过议会改革法案之后, 权力分配至今未有大的变革, 故恒为常数 (见图6) 。其次, 设法消除计量设计中的内生性问题。假定祖辈的教育特征会通过父辈而影响孙辈的教育, 也仅会影响孙辈的教育, 而与当期的经济无关。以滞后80年, 120年和160年的祖辈, 曾祖辈, 曾曾祖辈的受教育程度为3组工具变量, 分别替代当期的受教育程度变量, 并将制度等其他控制变量也视为内生变量, 而做了同样3组滞后期的工具变量替代。再次, 为克服遗漏变量所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 做了多组相应的稳健性检验。
执行力受限程度图 (1270年-2010年)
最终的实证结果显示, 教育是推动英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作者认为, 背后的理论依据是Galor等人提出的统一增长理论 (Galor和Weil, 2000) 。处于马尔萨斯经济增长时期的英国, 在收入增加带来的人口增加压力下, 更多人对后代质量的重视高于数量, 教育出现增长, 累积推动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的回报, 实现飞跃, 产生工业革命推进经济增长。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因果作用, 并不能被识别。作者认为它可能通过影响教育或创新, 进而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
本文为统一增长理论所描述的人力资本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 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检验。制度与人力资本之争还将继续, 增长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也在交替推进, 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们为民谋福之初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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