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是我們來到猴石的第二年，六月份妹妹出生了，我們都叫她“要賬的”。在她出生以前我家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大哥、大姐、二哥、我。此時母親已經是44歲高齡產婦，所以，意外發生了！
那天傍晚時分，我家突然來了幾個穿白大褂的醫生，還有左鄰右舍的大娘、嬸子們，母親挺著大肚子半坐半躺在椅子上，地上有很多血。不一會她被抬上汽車，迅速送往56公里之外的鐵嶺地區醫院。家裡只剩下六歲的我，十六歲的大姐，九歲的二哥。父親和大哥在山東老家，我們叫做“關裡”。
我因為小，還不懂得什麼是害怕、危險。只覺得母親不在家很無聊，無依無靠的。鄰居靳嬸兒把我領到她家，給我吃了晚飯，又領我到街（gai一聲）裡溜達。距母親離開不到一個時辰，礦裡的廣播喇叭響了起來：“全礦職工家屬請注意，現有礦工家屬急需輸血，請獻血的同志馬上到礦門前集合.”我沒有親眼看見人們集合的情景，只是後來聽家裡人說，母親和妹妹撿回來兩條命，得感謝全礦的職工和家屬——因為那天整整拉去了兩“吉爾”（蘇聯製造的白鼻子大卡車，用來運輸精礦的）獻血的人。那個樸素年代的淳樸民風，就是這麼純粹：一人有難，全體職工家屬，無需動員、不計得失、放下正在吃的飯、正在乾的活，義無反顧地衝上去。這救命之恩，一直溫暖感動著我們全家。
妹妹驚險的出生經歷，也就成了我們揶揄她的話柄，我們都叫她“要賬的”，因為她差點要了母親的性命，雖然這事似乎也不應該怪到她頭上。但是小孩子就喜歡惡作劇。每當我們吵架的時候都就會使出這個“撒手鐧”：哼，你就是個要賬的，因為你，我差點沒有媽了！妹妹的氣勢頓時就消了一半，雖然她也不明白我們為什麼這樣奚落她，但是懵懵地覺得自己很理虧似的，於是氣紅了臉，悻悻作罷。
妹妹的出生，對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從一個獨享父母哥姐寵溺的“老疙（ga一聲）瘩”降級變成了“老四”、“二丫頭”，而且還要時常“伺候”這個“小要賬的”——洗她那些臭臭的尿片。那時候礦區的生活用水是公用的壓水井，人們要用水桶——我們稱為“水筲”（shao一聲）把水挑回家，倒進水缸裡。更多時候，婦女們為了方便直接把衣服蔬菜等拿到井邊，一邊洗一邊聊家常，嬉笑怒罵，偶爾插科打諢。小小年紀的我，一次在井臺洗尿片的時候，被一位洗衣服的女人嫌棄了，她說你離我們遠一點。我雖然覺得理不直——尿片確實不如人家衣服乾淨，但是心裡仍憤憤然——井是大家公用的，你算老幾，竟來管我洗什麼？但是從那以後，我就不在人多的時候去洗尿片了。
後來，我上學了，妹妹也從咿呀學語蹣跚學走路到跟著屁股跑。母親上班、我們上學的時候，就送她去託兒所。我們不上學的時候，就在家跟我們玩。那時候礦區的校舍和師資都短缺，小學一到五年級分上下午輪流上課。記得是二年級期末的時候，那周我們班是下午上課，但第二天卻是上午進行期末考試，也不知道我是沒注意聽老師講話還是什麼原因，第二天上午竟然沒去考試。上午十點多鐘，我正在院子裡看著妹妹玩，手裡還拿著吃剩一半的黃瓜，看見同班同學胡秀雲揹著書包放學回來，隔著杖子，她說，哎，你今天咋沒上學呢，我們都考完試了。我一聽，愣怔一下，旋即進屋拿起書包，還沒忘把吃剩的半截黃瓜塞進書包，拉起妹妹往託兒所跑，妹妹一邊被我拉著拽著一邊哭喊著“我不去、我不去託兒所”。到了託兒所，那幾位保育員——我叫她們大娘、嬸子，一臉驚詫地看著我倆這副窘迫相。我也顧不上身後妹妹的嚎叫，一路飛奔到學校，氣喘吁吁站在了教室門口。班主任隋淑清老師正拿著卷子往外走，看見我，吃驚卻並無責備地說，你怎麼才來呀！我又累又緊張，囁嚅著沒說出一句完整的話。隋老師說，現在開始答卷吧。給我一張紙，我趕緊從書包裡往外掏文具盒，不小心把半截黃瓜掉地上了，還擔心被老師看見笑話我，但老師好像並沒發現。隋老師開始一道題一道題地給我讀題目，我認認真真一道題一道題地寫，順利流暢完滿地答完了所有的試題。隋老師讓我跟她到辦公，她臉上掩飾不住高興欣喜，對其他老師說，這是貨真價實的滿分卷子，我親眼看著她一個字一個字完成的！我遲到本來擔心會被老師責備，卻不成想被老師誇獎，心裡不禁美滋滋的。從小學到中學，我遇到像隋老師這樣耐心細緻有責任感的老師，不止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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