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是我们来到猴石的第二年，六月份妹妹出生了，我们都叫她“要账的”。在她出生以前我家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大哥、大姐、二哥、我。此时母亲已经是44岁高龄产妇，所以，意外发生了！
那天傍晚时分，我家突然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还有左邻右舍的大娘、婶子们，母亲挺着大肚子半坐半躺在椅子上，地上有很多血。不一会她被抬上汽车，迅速送往56公里之外的铁岭地区医院。家里只剩下六岁的我，十六岁的大姐，九岁的二哥。父亲和大哥在山东老家，我们叫做“关里”。
我因为小，还不懂得什么是害怕、危险。只觉得母亲不在家很无聊，无依无靠的。邻居靳婶儿把我领到她家，给我吃了晚饭，又领我到街（gai一声）里溜达。距母亲离开不到一个时辰，矿里的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全矿职工家属请注意，现有矿工家属急需输血，请献血的同志马上到矿门前集合.”我没有亲眼看见人们集合的情景，只是后来听家里人说，母亲和妹妹捡回来两条命，得感谢全矿的职工和家属——因为那天整整拉去了两“吉尔”（苏联制造的白鼻子大卡车，用来运输精矿的）献血的人。那个朴素年代的淳朴民风，就是这么纯粹：一人有难，全体职工家属，无需动员、不计得失、放下正在吃的饭、正在干的活，义无反顾地冲上去。这救命之恩，一直温暖感动着我们全家。
妹妹惊险的出生经历，也就成了我们揶揄她的话柄，我们都叫她“要账的”，因为她差点要了母亲的性命，虽然这事似乎也不应该怪到她头上。但是小孩子就喜欢恶作剧。每当我们吵架的时候都就会使出这个“撒手锏”：哼，你就是个要账的，因为你，我差点没有妈了！妹妹的气势顿时就消了一半，虽然她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奚落她，但是懵懵地觉得自己很理亏似的，于是气红了脸，悻悻作罢。
妹妹的出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从一个独享父母哥姐宠溺的“老疙（ga一声）瘩”降级变成了“老四”、“二丫头”，而且还要时常“伺候”这个“小要账的”——洗她那些臭臭的尿片。那时候矿区的生活用水是公用的压水井，人们要用水桶——我们称为“水筲”（shao一声）把水挑回家，倒进水缸里。更多时候，妇女们为了方便直接把衣服蔬菜等拿到井边，一边洗一边聊家常，嬉笑怒骂，偶尔插科打诨。小小年纪的我，一次在井台洗尿片的时候，被一位洗衣服的女人嫌弃了，她说你离我们远一点。我虽然觉得理不直——尿片确实不如人家衣服干净，但是心里仍愤愤然——井是大家公用的，你算老几，竟来管我洗什么？但是从那以后，我就不在人多的时候去洗尿片了。
后来，我上学了，妹妹也从咿呀学语蹒跚学走路到跟着屁股跑。母亲上班、我们上学的时候，就送她去托儿所。我们不上学的时候，就在家跟我们玩。那时候矿区的校舍和师资都短缺，小学一到五年级分上下午轮流上课。记得是二年级期末的时候，那周我们班是下午上课，但第二天却是上午进行期末考试，也不知道我是没注意听老师讲话还是什么原因，第二天上午竟然没去考试。上午十点多钟，我正在院子里看着妹妹玩，手里还拿着吃剩一半的黄瓜，看见同班同学胡秀云背着书包放学回来，隔着杖子，她说，哎，你今天咋没上学呢，我们都考完试了。我一听，愣怔一下，旋即进屋拿起书包，还没忘把吃剩的半截黄瓜塞进书包，拉起妹妹往托儿所跑，妹妹一边被我拉着拽着一边哭喊着“我不去、我不去托儿所”。到了托儿所，那几位保育员——我叫她们大娘、婶子，一脸惊诧地看着我俩这副窘迫相。我也顾不上身后妹妹的嚎叫，一路飞奔到学校，气喘吁吁站在了教室门口。班主任隋淑清老师正拿着卷子往外走，看见我，吃惊却并无责备地说，你怎么才来呀！我又累又紧张，嗫嚅着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隋老师说，现在开始答卷吧。给我一张纸，我赶紧从书包里往外掏文具盒，不小心把半截黄瓜掉地上了，还担心被老师看见笑话我，但老师好像并没发现。隋老师开始一道题一道题地给我读题目，我认认真真一道题一道题地写，顺利流畅完满地答完了所有的试题。隋老师让我跟她到办公，她脸上掩饰不住高兴欣喜，对其他老师说，这是货真价实的满分卷子，我亲眼看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完成的！我迟到本来担心会被老师责备，却不成想被老师夸奖，心里不禁美滋滋的。从小学到中学，我遇到像隋老师这样耐心细致有责任感的老师，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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