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6 世紀到公元前 5 世紀平民與貴族之間持續不斷的鬥爭，構成了雅典政治生活的基本內容。在希波戰爭進入第二階段以後，雅典海軍在戰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並促使構成雅典海軍重要來源的第三、四等級公民不斷追求更多的政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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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經過梭倫改革、庇西特拉圖的僭政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逐漸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這主要表現在貴族階級的特權受到了大大的限制，廣大平民能夠參加的公民大會和五百人議事會的權力也在不斷上升。但是，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後，城邦的大權依舊掌握在第一、二等級的貴族和富人手中。執政官也由第一等級中遴選，卸任後進入權力最大的元老院。所以，進一步削弱貴族的勢力，以達到各等級在政治權利上的平等，成為推動民主政治向前發展的首要目標。
公元前 487 年，特米斯托克利當政期間，執政官的選舉發生了變化，不再侷限於第一等級，第二等級也擁有了當選權，並且開始以抽籤的形式產生。再到後來，甚至來自第三等級的公民也可充任。如此一來，執政官一職就不再是貴族階級的特權了。當然這項改革也改變了元老院的成分，因為卸任後的執政官會進入元老院。不過，平民的這一勝利是短暫的，或者說是相對的。因為在與波斯的戰爭中，凡屬戰略運籌和軍事活動的決策，逐漸由十將軍委員會掌控，執政官的重要性相對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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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就具體看一下，在此之後厄菲阿爾特與伯利克里對雅典的改革。
厄菲阿爾特（約前 500-前 461 年），雅典民主派的重要人物，雖落破貴族出身，卻享有廉潔正直的聲譽。其早年在客蒙指揮下參加攸裡麥頓河口之役，繼而率領一支艦隊轉戰於法賽利斯外圍一帶（河口以南）。
後來，斯巴達發生大規模起義，客蒙應邀前去幫助鎮壓時，遭到了厄菲阿爾特的極力反對。他認為斯巴達是雅典的敵人，斯巴達境內發生起義，自然會削弱其實力，從而減少對雅典的威脅。
實際上，這也正是雅典人所期望的。但是當時客蒙並沒有採納他的意見，由於客蒙在軍事領域的威望，使他依然在雅典的公民大會中受到極大的尊重。客蒙前去鎮壓卻受到“鎮壓聯盟”的排擠和猜忌，遭到斯巴達的驅逐。客蒙歸來後，精明而果斷的厄菲阿爾特與其他政治家聯手，試圖脫離斯巴達，進一步發展民主制度。
在客蒙遭到“陶片放逐”後，厄菲阿爾特及其同黨登上政治舞臺。客蒙的被流放是平民反對貴族統治的勝利，標誌著雅典進入全面民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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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希波戰爭後十七年來，雅典的憲政雖則逐漸經過修改，但實際上一直受到貴族議事會的控制。
隨著客蒙喪失政治地位，雅典的民主政治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厄菲阿爾特改革。改革的具體細節已無從考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厄菲阿爾特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貴族議事會的特權。實際上，這種變化早就開始。從公元前 486 年開始，雅典人開始採用抽籤形式選出執政官。由於貴族議事會成員由歷屆卸任的執政官組成，因此貴族議事會中的貴族人數日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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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厄菲阿爾特所採取的民主措施，主要在於限制貴族議事會的權力，以提高平民的權利和社會地位。公元前 462 年（或 461 年），他通過法定程序將貴族議事會中一些不稱職的成員驅趕出去。這種行為是破天荒的，因為貴族議事會中的成員自古以來就是享有終身制的。除此之外，厄菲阿爾特剝奪了貴族議事會一向享有的“保衛憲法”的權力，同時，將原屬於貴族議事會的一些權力，分別轉移給了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他將貴族議事會的職權限制在處理一些特殊案件，主要包括復仇案、謀殺案和縱火案。事實上，自厄菲阿爾特改革之後，貴族議事會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已名存實亡。此外，還有一項獨特立法“違憲立法起訴”，有的研究者也歸之於厄菲阿爾特的改革，其具體內容為：如果任何公民認為，五百人議事會與公民大會的決議或通過的法律與現行的法制相牴觸或不合必要程序，均可向陪審法庭提出指控；在該議案成立一年之內，原提案者應負有被追究的責任，但是，如果該指控如得不到陪審法庭五分之一以上成員的支持，指控者則反坐受罰。此項立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那些野心的政客試圖利用或製造機會通過不合理的決議，進而導致城邦和公民集體的利益受到破壞。此外，在厄菲阿爾改革之後,自公元前五世紀 50 年代開始,第三等級也享有擔任由抽籤選舉的九執政官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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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菲阿爾特實行的各項激進措施，使他成為失權貴族仇視的對象，反對勢力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厄菲阿爾特最終被塔那格剌的阿里斯托狄庫斯暗殺而死。
厄菲阿爾特死後，其同黨伯利克里上臺，繼續將雅典的民主事業向前推進。
伯里克利(公元前 495-前 429 年)，出生於雅典的名門望族。其生長的環境恰好正是希臘與波斯戰爭的年代，希波戰爭中雅典海軍漸漸強大,使他深深地認識到海洋的重要性，要想稱霸希臘世界，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
自雅典國家形成之後,由於貴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地位，平民與貴族之間的鬥爭就沒有停止過。公元前 6 世紀初，梭倫率先進行憲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社會各階層的矛盾，把雅典引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後來，庇西特拉圖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雖將雅典民主政治進一步發展，但是，由於貴族的經濟實力依然很強大，平民與貴族的鬥爭任務依然很艱鉅。這些認識對他執政後的政治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雅典在希波戰爭中的逐漸強大,伯里克利追隨雅典民主派領袖厄菲阿爾特一步一步登上政治舞臺,成為雅典民主派領袖中僅次於厄爾阿菲特的重要領導人。在厄菲阿爾特遭暗殺後，伯里克利掌握了雅典的政權 15 年(公元前 443 年—前 429 年)，並將雅典的民主政治推向最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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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具體看看伯利克里時期雅典的政治制度。伯利克里時期，除了十將軍外，城邦內的一切官職均向全體公民開放。此時，公民大會也已成為實際上的權力中心。在公元前 5 世紀初的時候，公民大會一年僅僅召開十餘次，到了伯利克里時代，每個月能召開 2-4 次。當討論重大問題時，大會一般有 6000 人以上參加，這大概是伯利克里時代男性公民總人數的八分之一。
此外，由克里斯提尼創立的五百人議事會，到了伯利克里時期權力進一步擴大。梭倫時期出現的公民法庭制度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此時陪審員人數增為六千人，但成員必須年滿三十歲且沒有觸犯過刑法。成員估計以抽籤的方式從各部落選出，任期一年。如此龐大的陪審員隊伍，使雅典公民當選的機會增多，這也可認為是民主性的一層體現。
為了讓儘可能多的人參與公眾生活管理，伯利克里採取了一系列的憲政改革和維新手段。一方面，他建立了一個公共服務體系，讓有錢人承擔一些公共事業的開支。這些公共事業主要包括：維修三列槳艦以及訓練槳手、帶領並資助有關人員前往外邦參加宗教慶典、資助並訓練節慶期間在雅典各部落間傳遞火炬的運動員、在宗教節日期間宴請本部落所有成員等。這項舉措使這些有錢人在收穫更高聲望的同時，還發揮了重要的軍事、文化、宗教以及參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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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為了確保貧窮公民能夠參與陪審制度，伯利克里制定了陪審員津貼制度。公元前5 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級行政官員均享有一定數額的津貼。不過，其他公職人員都獲領津貼的時代，十將軍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十將軍只能由富人來擔任。這種津貼制度不斷向前發展，後來就連雅典公民出席公民大會和觀看戲劇表演都能獲取津貼。
此外，伯利克里通過一系列法案限制雅典公民權的獲得。公元前 5 世紀上半葉，只要父母中有一方為雅典人，等他滿 18 歲時就可以成為雅典公民，然而到了公元前 451 年，伯利克里規定，城邦內的一個人要想獲得公民權的必要前提是其父母兩人都必須是雅典公民。實際上，這是一項反對貴族專制的舉措，旨在對抗那些通過不同城邦貴族聯姻以保貴族地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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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伯利克里時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黃金時期”。他的改革處處體現了“主權在民”的精髓。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伯利克里在雅典陣亡將士的葬禮上所發表的演說，正表達了這種感情。
他說:“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在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只要對國家有貢獻，任何人絕對不會因貧窮而在政治上默默無聞。”
厄爾阿菲特和伯利克里改革的最終結果是建立了激進的民主政治，團結了那些在經濟上並不富裕的農民和僱工階層，讓他們真正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管理之中，由此擴大了雅典公民的統治基礎。他們的改革也最終推動雅典在軍事上更加強大，最終建立起來一個強大的“雅典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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