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打童年條條痕

童年，恍如隔世。

其實我是退級生，在我小時的那個年代，還沒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學校是允許退級的，而在當時，我覺得退級又是一件多麼可恥的事情，當班主任老師領著我走上講臺，宣佈我光榮退級的時候，我真恨不得變成一隻蛐蛐，鑽進離我最近的那條磚縫。好在班主任老師給了我足夠的面子，說我因了年齡小的原因，願意再上一年一年級。於是，在一片掌聲中，我挎著俺娘紅衛兵時期掙下的，上面繡有紅五角星的，具有革命血統的草綠色書包，退級了。於是，就退級到了宋建民這個班。

宋建民這個班，一共七個男生，各有特點，加上我八個，我們就給自己起了個響亮的名字，八大金剛。說是金剛，實在辜負了金剛的美名，我們八個除了法申和小八略顯魁梧，其他人都營養不良的樣兒。不過這其中，要說有金剛秉性的，當屬建民了。

班前面是個大場，麥收時節，家家戶戶的麥子就堆放在大場裡晾曬，待乾燥後，套了驢，拉上碌碡，碌碡也叫石滾，農具，圓柱形，用石頭做成，用來軋場或壓地。人站在場中央，用一長繩遠遠牽住了驢，讓它在四周轉圈圈，從外轉到內，又從內轉到外，最殘忍的，大人還要用長鞭在後面驅趕，怕它跑的太慢吧，慢點又怎樣呢，下午的時光是那麼漫長，為什麼要把疼痛強加給驢呢？

為了防止驢偷吃麥穗，也要給驢套上嚼子，一種鐵製的鏈條，緊緊勒在驢的牙齒與上唇中間，每次打完場，卸下嚼子的時候，驢的嘴裡滿是血，鮮紅鮮紅的。好過的人家，就有了馬和騾子，我居然無法區分馬和騾子，宋建民就告訴我一個要訣，大耳朵驢，小耳朵馬，半大不大的是騾子，再區分的時候，就有了比較，伸長了我的脖子去看它們的耳朵。

麥收時節是不放假的，正值暑天，中午總是懶的跟睡覺拉上關係。我們就從教室的南窗戶下到大場去瘋跑，跑累了，一個猛子扎到水裡，去享受水底僅有的一絲微涼。

老師也是不讓去洗澡，抓住要挨棍子，但涼爽的誘惑，永遠淹沒了疼痛，當涼爽迫近，疼痛遙遠的時候，棗木棍子似乎只是一種符號。

唯一一次被老師逮住，是在四年級，建民洗完澡後，非要騎柱哥家的那輛破摩托。說起那輛摩托，到現在仍記憶猶新，軍綠色外皮，做工簡單，反光鏡似兩隻扇風耳，支愣著，沒有大梁，後座僅容一個小孩，當時建民騎著，我和增雙非要都坐一坐，一起上去時，擠得建民沒了位置，被他一句“滾下一個”，我自然就溜了下來。

建民騎在摩托上，能夠著檔位，可見摩托的矮小，要知道，建民已經是我們當中最矮的一個了，加之又黑，人送他外號“墨跩子”。

那時還小，自然不懂得發動，加之摩托屬於新鮮事物，只能站著遠觀，輪到真正去褻玩，都失了主意，但“墨跩子”膽子最大，既然是人騎的，那就騎吧，他讓我們其他的六大金剛在後面推。大場的西面有個高陡的坡，最適合下行翱翔，我們便把“墨跩子”和增雙推了上去，站在高崗上，放眼望去，一個個麥秸朵就像一個個氣勢洶洶的頑敵，不服氣般揚著頭顱，而宋建民的士氣足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他一聲令下：“殺！”我們便鬆了手，當時我還硬聲聲的說了句：“行嗎？”那輛軍綠色的摩托猶如脫韁的野馬，一溜煙的衝向大場。“嘟嘟”，我的天啊，摩托居然真的冒出了青煙，著了，從那一刻，我記住了“墨跩子”宋建民，他以大無畏的勇敢精神，戰勝了摩托。

伴隨而來的，是“墨睉子”那纖細的胳膊沒有支撐摩托的力道，在摩托著了的一瞬間，他和增雙也一起衝向了大場中央那個明晃晃的麥秸垛，在無防備的境況下，他們把摩托最大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我不敢說他們在一個時代是不是先鋒，必定那時還沒有先進，只記得他們一起插了進去，我們並沒有只作旁觀，蜂擁而下，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他們（也包括摩托）弄出來。

在那個午後，摩托依然發著軍綠色，一隻鏡子折斷，而建民和增雙的臉卻被麥秸扎開了花，我們一行八人默默的推著摩托，懷揣著各自的心事，悄無聲息的把摩托送向柱哥家。

建民一直在安慰我們，出了事情我自己承擔，決不連累你們，我們知道，摩托是我們偷出來的，並沒有經過柱哥的授權，柱哥當時還在睡覺，但我們送回去時，他已經在門口迎著我們。我們也真不是故意的，只是好奇，錯就錯在柱哥不該把這件事情擴大化，告到了班主任那裡。一併的，把洗澡的事情連帶著審了出來。

那個午後，陽光炙曬著“墨跩子”的後背，汗珠像兩條清澈的小溪，從他鬢角淌下，匯成一道義氣的海洋。而我們，每個人身上，清晰的印下了棗木棍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