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典小镇是自然形成的，而政策催生下横空出世的特色小镇却是种经济模式，试图去“填补”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功能“夹缝”。
特色小镇已成政策“风口”，各地一哄而上，唯恐落后，一时间特色小镇遍地开花，据说今年将增至5000个。经典意义上的小镇，往往是历史自然沉淀的结果，目前，中国建制镇数量约2万个，乡镇4万个。而特色小镇却是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出现在文件里、官媒上、舆论炒作中。
“特色小镇”一词最早出现在2016年7月，由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的文件中，继而亮相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它不仅作为一个新名词“横空出世”，更标志着国策的新动向，成为投资界城乡经济建设中的大事件，因此，其所蕴含的巨大商业机会，也随之横空出世。2016年10月，住建部认定第一批127个特色小镇，政策真正开始落地。
特色小镇
为了振兴农村
特色小镇，可舒缓大城市病
事实上，“特色小镇”概念的提出，有其现实背景。一方面，经过第一轮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中国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6.2%快速跃升至2016年的57.35%，城市化“大跃进”的正面作用，是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助力，而时至今日，其负面性却难以回避，即大城市经济到头了。
盲目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大城市病盛行。且不说住房供求严重失衡、交通极度拥堵、教育资源分配空前扭曲，仅资源便已无法支撑。大批城市触及资源环境承载的物理极限，全国657座城市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属严重缺水型，由于大肆超采地下水，部分城市沉降面积越来越大，已引发国土资源部关切。
一定意义上，雄安新区，实质上就是想通过首都功能的疏解与分离为化解超大城市发展瓶颈寻找“出路”，其实侧面折射出当下中国城市“病入膏肓”岌岌可危的严峻局面。
农村与特色小镇接轨
另一方面，
农村经济苦到头了。每年的第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问题，但建国这么多年，三农问题始终未能得以很好解决，往事不堪回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当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迁徙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整个历程，城市繁荣璀璨的背面，是乡村一片凋敝的惨淡图景，中国人正在失去“远方的田野”这一最后的“精神家园”，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化为几代人的“乡愁”。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光正地走到今天，农村的作用功不可没。
成立的第一个三十年，通过农村土地革命，夯实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调动了最多人的积极性，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赢得胜利。
第二个三十年，利用城乡经济剪刀差与农民勾兑，廉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迅速完成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奠定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框架与基础。
第三个三十年 ，利用城市与农村的级差地租，低价甚至无偿占用农村土地，农民工沦为廉价劳动力、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就业蓄水池，城市化、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中国经济高歌猛进。
这三个三十年，事实上，皆以“牺牲”农民、农村、农业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客观上不断地固化城乡二元经济，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城乡经济继续撕裂，成为阻碍中国经济走向未来的巨大绊脚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三农问题归根到底的“症结”所在。
因此，特色小镇的提出，标志着农业反哺工业的终结，是国策调整的重大变化。
特色小镇
也为了改善城市
除了化解大城市病、发展农村经济外，特色小镇还承担着二次城市化载体的重任。
首先，二次城市化是对以往城乡割裂的历史回摆。如果说第一次城市化是农村城市化，那么第二次城市化势必是城乡一体化，如此，方能夯实城市化的基础。以往城市化造成的城乡经济断层需要特色小镇来勾兑、“填平”，原因在于所谓小镇，既是最小的城市“单元”，又因毗邻农村而与农村有着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处于两者的过渡带。特色小镇发展起来了，城乡经济的差距就将缩小。
其次，二次城市化的要义在于就地城市化，即让农村具有城市功能。第一次城市化过度虹吸农村经济，农民离土离乡，集中上楼，是站在城市角度的城市化。第二次城市化将调整为站在农村角度的城市化，即让具有城市功能的农村成为资源要素配置之地，而特色小镇最能体现这一特征。
最后，农村经济产业化。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是第一次城市化的最大败笔之一。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前提，一定是农业产业化。产业化需要集中度来实现规模效益，特色小镇恰能作为最佳载体。
特色小镇群体
新的经济爆发群
而从更深远、宽广的角度来看，特色小镇横空出世是中国经济空间调整上的大动作。
区域联动
取代城市极化
区域联动将取代城市极化，成为下一步发展的主题词。
中国经济已形成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十几个重点省会城市为二线城市以及以地级市、县级市为主的众多三、四线城市的层级分明的区域经济形态。在这种层级形态中，往往某个特大城市虹吸周边地区，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灯下黑”，以至于往往“一个省成就一座城”，区域经济离散度太大，同省之内的其他城市也苦不堪言。
而特色小镇，既可作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连接点（带），也可作为承接特大城市功能转移的落脚点，以点带面，联动发展。县域经济历来是中国经济的基本支柱以及国家政权管理的综合单位， 经过30多年发展，已疲态渐显，经济基础单元下沉至特色小镇，实际上为县域经济创造了新增长点与支撑点。
县域济活，则中国经济活。而
最关键的是，特色小镇为城乡联动创造了“由头”。过去城乡联动有知识青年下乡、文化下乡，还有财政转移，现在通过特色小镇建设，城乡间将出现更吻合经济规律的产业联动、人才联动等深层次联动，两者相互促进，不仅将大大改变乡镇面貌，反过来也将为城市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动力。
特色小镇
三类而已
目前，各地特色小镇建设如火如荼，就形成机制而言，基本上分为三类：
一是自然形成
其中有些是历史形成的，如亳州是中国最大的中药材批发市场，明清时代就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为华佗故乡，有个镇就叫华佗镇。有些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如诸暨袜艺小镇、湖州丝绸小镇、海宁皮革时尚小镇等，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等传统制造业发达地区。
二是培育形成
此类小镇一般而言初具雏形，但特点不突出，定位不明晰，经过政府、资本与市场的培育，找准定位、凸显特质。比较成功的如乌镇，其之所以能从众多千镇一面的江南水乡小镇中脱颖而出，被誉为最成功的特色小镇，集文化（乌镇戏剧节）、会展（互联网大会）、旅游、休闲、养老于一身，缘于把大企业管理（中青旅）、文化运作与资本运作的跨界融合作为培育手段。
三是打造形成
简言之，就是“无中生有”，选中一个点，从一张白纸做起。典型的如各地为数众多的基金小镇、机器人小镇，如玉皇山南杭州基金小镇、房山北京基金小镇、成都天府国际基金小镇等，杭州萧山机器人小镇、余姚机器人小镇、安徽肥东机器人小镇等，此类小镇政府主导权重较大。
这三种模式各有其历史与时代机缘，当下，政策在推动、企业在跟进、消费在释放，然而，并不意味着“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特色小镇建设真的都能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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