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論·論文》中有一句流傳至今的話:“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這一極具普遍性的現象並不適合於魯迅和郁達夫。魯迅一生"罵"過不少人，且以尖刻聞名，但對郁達夫卻從沒有過微詞。他雖反感創造社同仁一副"創造"臉，但覺得郁達夫臉上"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魯迅、郁達夫這一對文壇密友,在現代中國文壇被傳為佳話, 他們之所以會成為至交,因為他們有相似的成長經歷,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誠,做人很真實,讓人體會到一層實在,都是追求真摯之人,彼此之間更是真誠以待。兩人也都是頗具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在文學創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攜手並進,共進退,甚至同時遭難,並盡全力促進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編輯刊物,不遺餘力;發掘新人,給以幫助,為他們的成長提供發展的平臺,較為適合的環境,中國現代文學事業蓬勃發展當中應該說他們的功勞是不可估量的。今後十四天特闢“郁達夫與魯迅”專欄，以饗讀者。
郁達夫憶魯迅之八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它，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裡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以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可是從此一別，就再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附：魯迅與郁達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動
1928年春，與魯迅一起參加“中國革命互濟會”;
1928年6月，與魯迅編進步文藝月刊《奔流》;
1929年1月，與陶晶孫合編進步刊物《大眾文藝》;
1930年2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930年3月，與魯迅等一起發起在中華藝術大學正式成立中國左聯作家聯盟;
1931年12月19日，與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東華等一起，組織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
1932年1月28日，與魯迅等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
1932年2月5日，發表與魯迅、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簽名的《上海文藝界人士告世界書》；
1932年2月，與戈公振、陳望道等三十五人組織了“中國著作家抗日協會”，並被協會公推為編輯委員和國際宣傳委員；
1932年7月，與魯迅、茅盾、柳亞子等三十二人聯名致電國民黨南京當局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釋放牛蘭夫婦，“以重人道”；
1933年1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3年5月，與魯迅領銜簽署發表《為橫死的小林遺族募捐啟》;
1933年5月，為營救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處奔波，並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致電南京當局，要求釋放丁玲和楊杏佛。
閱讀更多 心陪伴文化教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