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蔣光赤與左聯
蘇立軍
今晚就住在歐陽路的財富戴斯酒店，離魯迅紀念館和多倫路就一公里，這是一個好地方，可以讓我想起很多。
首先想起的就是左聯，去年12月26號來到上海時就到多倫路去尋找左聯成立的舊址——中華藝術大學，但是，從樓下找到樓上，就是找不到郁達夫的名字。
是的，這段歷史還有有點知道的，心中還有有點不服氣的，憑啥郁達夫就不在其中呢？
其實，當你走近多倫路時，感覺並不好，那麼多的作家雕塑，本來值得我們用虔誠之心去膜拜的，但看到的是什麼？要麼是塵土垢面，要麼是垃圾桶包圍，文學正在消亡的徵兆嗎？
暫且不去牢騷了，畢竟在國際大都市留下了那麼一條街，作為歷史文化名人街，讓我們還有機會來感受其間的氛圍，比如說景雲裡，魯迅當年的住所。景雲裡建造於1924年，只有坐北朝南的3排三層小樓，是上海很普通的石庫門，二、三十年代魯迅、陳望道、茅盾、葉聖陶、馮雪峰、周建人、柔石等一大批名人居住在此，從事創作、編刊、領導和組織革命文學活動，有歷史文化名裡之稱。去年12月底我來到那裡，就是那麼普通的存在著，如果上面所說的塵土或者垃圾桶，也許就是歷史的再現吧。
景雲裡的邊上就是左聯的成立舊址所在地，中華藝術大學，地名叫做竇樂安路(今為多倫路)，那次我上上下下走了兩邊，就是找不到郁達夫的名字。
作為左聯的重要成員之一，怎會連一個名字也沒有留存呢？我不免要翻一翻舊帳。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文學界的鬥爭很激烈。國民黨反動派壓制進步文學以及左翼作家，左翼作家迫切需要有一個統一的組織。據1930年3月3日《拓荒者》記者報道，自從創造社被封，太陽社、我們社、引擎社等文學團體自動解散以後，醞釀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聯盟的組織成立的時機已經成熟。
1930年3月2日下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竇安樂路中華藝術大學的教室裡成立。會上通過了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
成立會是下午2時舉行的， 到會的有馮乃超、陽翰笙、潘漢年、洪靈菲、錢杏邨、魯迅、馮雪峰、鄭伯奇、田漢、蔣光慈、郁達夫等50餘人。宣告開會以後，推定魯迅、夏衍、錢杏邨三人為主席團成員。
會議確定組織行動總綱領的要點是： (1)文學運動的目的在於求新興階級的解放。( 2)反對一切對我們的運動的壓迫。同時決定了主要的工作方針是： (1)吸收國外新興文學的經驗，及擴大我們的運動，要建立種種研究組織。(2)幫助新作家之文學的訓練，及提拔工農作家。(3)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及批評理論。(4)出版機關雜誌及叢書、小叢書等。(5)從事產生新興階級文學作品。
從報道中可以看到郁達夫名列其中，那麼郁達夫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加入左聯的？
郁達夫是創造社的元老之一，享有盛名的作家。左聯成立前，左翼文藝工作者對他能否進入左聯，議論紛紛；後徵得魯迅意見，才被列入名單。茅盾在回憶錄《左聯前期》一文說：“郁達夫是魯迅介紹的，所以大家才同意。”對文藝界的議論，郁達夫本人早有耳聞，內心也頗為沉悶,他在1929年9月19日,給周作人的短信中已袒露無疑：
“現在上海，沉悶得非常，文藝界是革命文學家的天下，而且卑鄙齷齪，什麼事都幹，我以後想不再做什麼東西了。等生活定下來後，只想細心來翻譯一點東西。……關於我個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議的謠言。……大約此事的出處,是由革命文學家等製造出來,意思是在說我拜倒在美國拜金主義之下,說我的確是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每月收入有幾多幾多,所以是反動的代表.這一種中傷讒誣,實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國人專喜歡弄這些小玩意兒，那也是沒有法子的……”這種沉悶情緒，使他對左聯的態度一開始就產生了一定的距離，這就不難理解最初協商左聯發起人的名單中沒有郁達夫的原因。也許中共中央提出要尊重魯迅的意見受到了重視，後來徵求了魯迅的意見，才給他補上了。
但是，決定給郁達夫補入左聯常委名單的人思想上不一定明確認識到接受郁達夫加入左聯，就是貫徹落實黨的統一戰線的政策。因此，在左傾路線抬頭時，他們開除了郁達夫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此，我又想到了左聯的另一位重要作家——蔣光赤，因為郁達夫有一篇散文《光慈的晚年》，概述了左聯成立前後郁達夫與將光慈的交往情況。
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1930年10月20日第3版披露了蔣光赤被開除黨籍以及被左聯開除的經過。這份黨報，目前世面少見，為了瞭解當時事件發生的情況，現在將這個報道的原文抄錄如下。
沒落的小資產階級蔣光赤被共產黨開除黨籍
因革命鬥爭尖銳化，動搖退縮，只求個人享樂，故避免艱苦鬥爭
布爾什維克的黨要堅決肅清這些投機取巧，畏縮動搖分子，號召每一個同志為革命而忠實工作，為革命而犧牲一切，健全黨的領導作用。
一向掛名無產階級的文學作家蔣光赤（一名蔣光慈，又名華西里），日前被中國共產黨正式開除黨籍，本報探得事實經過，亟為披露如左：
蔣光赤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雖有幾年，但他從未做過艱苦工作，更沒有與群眾接近，素來就是過著他所謂文學家的優裕生活。近來看見革命鬥爭高漲，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隨之加甚，蔣光赤遂開始動搖。蔣原為文化工作人員之一近中共中央決議將在文化工作人員中調一些到實際群眾工作中去，蔣光赤早已動搖，經次一舉，害怕艱苦工作，遂寫信給黨，說他是過慣了浪漫優裕的生活，受不住黨內鐵的紀律，自請退出黨外，‘做一個實際的革命群眾一分子’蔣所屬支部，認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應當在黨的鐵的紀律之下，經常刻苦工作，特別在目前中國反動統治急劇走向崩潰，革命鬥爭日益高漲，革命戰爭開始，工農勞苦群眾與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作最後決戰的時候，每一個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員，更應該抱著犧牲一切的精神，站在戰鬥的最前線，艱苦工作，積極領導群眾鬥爭，爭取革命的最後勝利。今蔣光赤之所為，完全是看見階級鬥爭尖銳，懼怕犧牲，躲避艱苦工作，完全是一種最後的小資產階級最可恥的行為為肅清黨內 投機取巧動搖的起見，遂怯懦的分子，健全黨內的組織起見，遂開會決議開除其黨籍：業經江蘇省委批准。
在蔣光慈被開除黨籍之後兩個月，1930年11月16日，郁達夫在左翼作家聯盟第四次全體大會上被開除出聯盟。此次大會的具體情況，當時在上海出版發行的黨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於1930年11月22日第91期作了全文的報道----
“左翼作家聯盟第四次全體大會補志選出蘇代會代表一人；轉變工作精神，努力廣暴鬥爭。本月16日下午6時左翼在會所開第四全體大會，到會人數除聯盟會員30餘人外，還有日本戰旗社及中準會文化總同盟等代表多人參加。
首先主席作政治報告：大略說明目前世界經濟的政治的危機，以及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革命的高漲，在國內，說明國民黨在帝國主義指導之下來進攻紅軍，及勞苦群眾革命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愈加深入，因指出目前革命的兩個重要任務（一）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紅軍， （二）爭取工農兵蘇維政權的建立。
嗣戰旗代表報告:說明日本無產階級文化鬥爭隨著日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擴大深入無產大眾,並決定中日兩國無產階級文化鬥爭,在戰線上發生嚴密的關係……繼由文化總同盟代表及中準代表報告,指出目前青年學生鬥爭當在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工農革命旗幟之下,及蘇維埃政權建立之需要.
旋由常委報告:大都是極嚴重的自我批評,例如過去脫開群眾坐在亭子間創作和不參加組織生活,忽視經常的訓練……等,因此文化鬥爭不能起實際作用,所以過去的工作,那是沒有什麼好成績。報告畢,開始討論各提案,主要議決如下:(一)派代表參加廣暴代表大會並加緊廣暴工作----如印發傳單,公開宣傳集會等.(二)全體動員參加群眾實際工作。(三)擴大工農兵通信運動。(四)爭取公開出版運動。（五）建立農村通信機關。（六）肅清一切投機和反動分子-----並當場表決開除郁達夫。此外還有實際行動，決議多條不載錄。
繼即票選赴蘇維埃區考察代表一人和補選執行委員三人亦票選，最後蘇維埃區考察代表提議慰勞紅軍和蘇區革命群眾案，決議儘可能募捐作慰勞。至十時始散會。“
從上述報道可以得知，左聯初期工作中表現出極左的傾向：熱中於政治鬥爭，積極參與廣州暴動，印發傳單，公開宣傳集會等，會議所作出的決議，最突出的一個內容就是大會現場表決開除了郁達夫。
在這次大會的現場，郁達夫被開除的具體過程是怎樣進行的呢，鄭伯奇在《左聯回憶散記》中作了詳細的敘述，可以讓我們對這件事有了清楚的瞭解和認識：“記得在北四川路橫浜橋附近一所小學裡開過一次會，是臨時召集的，會上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郁達夫對新月社的徐志摩說：‘我是作家，不是戰士。’向”左聯的敵人公然這樣表示，等於自己取消資格，應該請他退出。一時群情激動紛紛表示贊成。我主持會議，未經深思，遂付表決。達夫因此和‘左聯’一時疏遠，並對我深致不滿。以後，我擔任良友圖書公司編輯，彼此才逐漸恢復交情。這事我深感內疚，覺得作得欠妥。以後事實證明，達夫始終傾向革命，和黨時有聯繫，我們根據片言隻語，倉促作出決議殊覺不符合黨在文藝界的統一戰線政策。我主持這樣的會議，應負主要責任。“
在事發40餘年之後，鄭伯奇將事件的真相公諸於眾，不僅讓我們看到當事人的自責精神之可貴，更使我們知道當時的真實情況,知道郁達夫內心沉悶的秘密。從會場的情況來看，與會者對郁達夫的處理十分輕率。會議沒有認真研究和分析發言人的意見，只根據郁達夫的片言隻語就作出處分的決定。他與徐志摩所說的話，應當作具體分析。本來,作家與戰士的這兩重身份並不矛盾，怎麼能說自己是作家就等於取消了自己的戰士資格，此話豈不荒唐。可見極左的人加入左聯，是不把左聯看成作家組織，而是‘第二’黨。再說，那時，徐志摩與許多人都有來往,與茅盾也有私交，1930年4月，茅盾從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徐從開明書店打聽到茅盾的新居，就帶了史沫特萊（德國《法蘭克福匯報》駐北平記者，被北平政府認為是共產黨）去見了茅盾。可見，在政治上，還不能把徐志摩說成敵人。只根據徐志摩的一句話，就判斷郁達夫不是戰士，並決定開除他。
那麼，郁達夫在這個時期是否真的頹廢沒落了呢？郁達夫是由魯迅提名加入，那麼在這個時期，郁達夫與魯迅一起又發起或者參加了哪些重大活動呢？
1928年春參加了“中國革命胡濟會”；1928年6月與魯迅編輯進步文藝月刊《奔流》；1930年2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1930年3月參加了“左聯”；1932年“一二·八”時與魯迅等發起《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1933年2月與魯迅簽署發表《為橫死的小林遺族募捐啟》。正因為對魯迅的崇敬與交往，同魯迅一起參加革命活動，所以在1933年春天他倆一起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
也正由於這種共同的革命活動，使郁達夫更崇敬魯迅的偉大。1933年1月19日，郁達夫把一首屍寫成字幅贈送給魯迅：
醉眼朦朧上酒樓，彷徨吶喊兩悠悠。
群氓竭盡蚍蜉力，不廢江河萬古流。
這不是一般文人的應酬之作，而是郁達夫和魯迅長期交往的結果。魯迅除了冷靜，還是冷靜！看似對世界冷漠無情，似看破紅塵，實質上是清醒的人，這正是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寫照。郁達夫在此詩中用《彷徨》《吶喊》代表了魯迅的偉大業績，極其深刻地向我們預示了，魯迅的業績不管有多少小人、誣無賴、兇敵的破壞、阻撓，終究會如江河一般永遠不幹涸，永遠洶湧澎湃。
那麼在這個時期，郁達夫又寫了怎樣的作品呢？
單就《她是一個弱女子》來說：在郁達夫小說創作史上，《她是一個弱女子》佔著一個特殊的位置。這是郁達夫繼《沉淪》《迷羊》之後出版的第三部中篇。小說以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後至“一·二八事變”為背景，以女學生鄭秀嶽的成長經歷和情感糾葛為主線，描繪了她和馮世芬、李文卿三個青年女性的不同人生道路和她的悲慘結局。
《她是一個弱女子》完稿後，並沒有像《蜃樓》那樣先在刊物上連載，而是像《沉淪》《迷羊》那樣直接交付出版。1932年3月31日，此書由上海湖風書局付梓，4月20日出版，列為“文藝創作叢書”之一，印數一千五百冊。但是，《她是一個弱女子》出版後不久即被當局指為“普羅文藝”而禁止發行。湖風書局被查封后，上海現代書局接收湖風書局紙型於當年12月重印，但為了躲過檢查，倒填年月作“1928年12月”初版，又被當局加上“妨礙善良風俗”的罪名，下令刪改後方可發行。次年12月，刪改本易名《饒了她》重排出版，扉頁上印有“本書原名《她是一個弱女子》奉內政部警字第四三三號批令修正改名業經遵令修改呈部註冊准予發行在案”的聲明，不到半年又被當局認定“詆譭政府”而查禁。
這部小說從創作背景來說，有些廣闊的視野，如軍閥割據，北伐戰爭，一二八事變，日本侵略，等等，而“普羅文藝”“詆譭政府”又成為了被禁的理由，是否從一個側面表明郁達夫用筆在表達他的觀點與立場？
今晚，回到房間時，就拿著手機儘快地打著字，把內心的些許想法記錄下來，不然稍縱即逝咋辦呢？
夜深人靜時多倫路也許已經寂靜無聲了，或者只有咖啡館內，還在喧囂著，也許那時候，左聯時期，正是飛行集會的時候，也許郁達夫就在景雲裡在和魯迅促膝長談那！
醞釀於1927年出版於1932年的《她是一個弱女子》，最後出現的情節，日本侵略者佔領上海的慘烈場景，而更為令人震撼的是日本士兵的獸性大發輪姦鄭秀嶽的側面描寫，通過吳一粟的“饒了她”的反覆呼喊，直抵人心的感受到了蘊含在文字背後的穿透力，我沒有考證，這不知是否也是現代文學史上揭露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等滔天罪行的最早的小說？
2017年4月26日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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